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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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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体悟”的理性思维现代创世论----姚毓成述评 (2)  

2015-05-10 00:41:35|  分类: 学习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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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的形态,是指由哲学的主题,研究方法,核心内容,表述形式,涉指主体和运思方式所呈现出的哲学形象。
世界本身是什么,它怎样存在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哲学本体论,或哲学存在论。它的核心范畴是存在。
你如何知道世界本身是什么?你怎么晓得它是如此这般地存在着?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哲学认识论。实际上哲学家之所以说世界是什么、如此这般地存在着,不过表明这是认识、感悟、体验的结果,是说认识、感悟、体验到世界如此这般。如果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通过双向运动达成一致,那就是把握得正确,那就是真理。哲学认识论的核心范畴是真理。

你为什么要知道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意义何在?世界对人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哲学价值论。
真理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或实在相一致。但并无任何一个真理的定义被学者普遍接受。事实与真理,就形式而言是两个等价的概念。“真理只有一个”,只是一种纯粹形式的陈述。“道路可以多条”,事关价值判断,判断的合理性标准是什么,客观性标准是什么。一直处于无休无止的哲学争论之中。
(2)今天一提到 “科学”,大概就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实证是这类型科学的唯一标准,广义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与这个标准不完全符合。被实验证实了的可以纳入物理学;被实验证实不了的可以先纳入信念或信仰问题。那种与信念或信仰纠緾说不清道不明,有人创造了“沉思型的理性科学”和“亲近自然的博物科学”二个词组。

(3)技术霸权时代,意识形态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从理性基础看,后者是一种观念体系,体现价值理性的要求;前者被科技所界定,体现工具理性的要求。从特点看,后者具有政治性、载体的虚假性、观念性、普遍性与价值理想性;前者具有非政治性、真实性、物质性、特殊性与实用工具性。从运行机制看,后者服从政治统治机制;前者服从技术经济机制。从功能看,后者是官方的价值观念体系,具有一定的外在强制性;而前者内化到人们的性格本能结构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科技意识形态的产生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要求我们重新回答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面对冲击与挑战,必须实现对马克思文本从知识论向生存论的重新解读。从生存论角度看,政治意识形态以政治需要为出发点,往往带有虚假性;科技意识形态以物的尺度为出发点,不能解决应当和价值问题。它们都不是从人的本真生存和全面发展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从对人的控制、操纵出发考虑问题。从生存论视角看,意识形态就是为一定社会群体定向的意义系统、价值体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需要。当代科学家都不是吃素的

(4)用思想或概念范畴去规定和把握世界,就必然会把世界变成思想。哲学就是用思想去反思思想,一旦用思想去看世界,意志、情感、目的、表象等,一切就都变成了思想。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用思想去处理情感、意志乃至整个世界的一切对象的时候,必然把他们全部还原为思想的规定。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用思想去把握世界,世界就必然是内在意识的世界,思想就是意识,“思想是意识的真理”。因此,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就必然是海德格尔所分析的用思维规定存在、用思维宰制存在的形而上学,从而这种哲学也必然是一种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把整个世界都逻辑化为内在意识的世界。
 (5)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自觉到人的意识能动性是一个理论理性的能动性,充分运用这种理论思维能力,是人生的目的和使命,具有生存论的意义。而充分发挥、实现人类理论理性的能动性,就必然形成用思想去把握和规定世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思想作为意识的真理和本质,用思想把握世界就必然是把世界看作内在意识的世界,即我们用思想去看待世界,世界就是思想。

(6)西方传统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而超越西方传统哲学也就是要走出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对此海德格尔、德里达、列维纳斯、马克思等人都有过相关论述。那么,为什么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必然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所以采取了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首先取决于古希腊哲学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古希腊哲学起源于人类对理性能动性的自觉,即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自觉到自己有理性的思维能力,即对人的意识能动性的自觉。人类对意识能动性的自觉,是自然界和人类学最重要的事件,它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也是自然的断裂和巨变,从此人成为人,自然也开始了人化或非自然化的过程。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意识能动性的产物,而现代人面对的一切全球性问题的困扰,也都根源于人的意识能动性。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十分重视这种理论思维能力,并把它看作人区别于动物,看作是人性中接近神性的东西。柏拉图认为哲学起源于惊讶和好奇,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把“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学术研究看作人生的理想和目的。因为既然人有理论思维能力,那么最充分地去实现这种理论思维能力就是人的生命的完成,也可以说就是人的生命的意义。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学术研究就是人的使命、目的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在其最初的发展路向上就有着生存论的关怀。按照这样的一种思路,充分运用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其结果就必然会发展出一种用概念范畴的形式去规定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用思想把握时代”。

(7)中西文化大体有九点不同:一是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二是中西方价值观念不同。中国的社会强调“人之初,性本善”,注重自律,主要靠学习道德文章,提高自己觉悟,实现自我约束。西方社会相信“原罪说”,认为人之初,性本恶,需要不断地强化他律,即靠社会制度、法律法规的强化约束。三是中西方教育的差异。首先是教育理念的不同;其次是教育内容的不同;再次是教育方法的不同。另外,对教育的期待也不尽相同。四是中西方法律的差异。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仅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而西方社会则更注重程序法,把过程的公平看得和实体的公平同等重要。五是中西方宗教的差异。不妨把佛教作为中国的宗教与西方中世纪后的主流教派基督教作透视性的概略比较,其差异如下:第一,基督教的理论基础是一部圣经,唯一信奉的是上帝;佛教的经典非常庞杂,信奉的神灵多不胜数。第二,终极目标不同。第三,传教布道的场所各不相同。第四,宗教禁忌不同。第五,对人的看法不同。第六,宗教承诺不同。六是中西方绘画的差异。七是中西雕塑的差异。八是中西方建筑的差异。九是中西方在对待成功人士和社会分配的态度上,嫉妒的表现方式也各不相同。

(8)从20世纪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物理学所研究的内容越来越远离人类能够直接感知的宏观世界以j.j.汤姆逊的电子荷质比测定为开端,物理学进入了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1900年普朗克常数的发现则标志着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间的原则性差异与此同时,各种相对论效应的发现又把物理学家的研究视野推理到星系以上的宇观世界。对于微观和宇观世界而言,人类感官的绝对阈限与相对阈限均显得过于狭窄,必须借助睛测量仪器将来自对象的信息进行编码、转录和放大,才能形成感知经验。然而,仪器从来就不是硬件的简单组合,它必然包含着一种或几种测量理论,是已有理论的物化形式,或者说,是按照一定的理论背景将硬件组织起来的物化了的概念结构。这种概念结构对来自对象的信息起着选择和规整的作用,成为记载感知经验的一种特殊框架。问题是,经过仪器的筛选和参与所获得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呢?

(1)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确立他的微观现象的不可确定性原理:△p·△q≥h/4π。这个公式表明:你要准确地测定微观客体动量p,就不能准确预测它的位置q。这里h为普朗克常数。这就是说,对于微观世界的现象要完全预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本质上存在着不确定性。(2)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的发现,耗散结构,它的具体构型和形式是通过涨落,分叉而以事先不能预测的方式出现的。你不能事先预测贝纳德对流层出现的是左旋还是右旋。这就是普利高津的宏观层次的不确定性原理:“在宏观层次上随机性仍然是主要的”,“量子力学在微观层次上所发现的某些性质(测不准关系)在宏观层次上又出现了”。(3)20世纪70年代非线性动力学对混沌现象的研究。证明即使是决定论的动力方程,尽管它没有随机项,但它所描述的现象的运动轨迹在进入奇异吸引子后对于动力方程来说是不可预测的。只要初始条件有微小的变化就会出现完全不相同的宏观结果(蝴蝶效应)。因此经典决定论彻底破产了。世界的一切现象无论自然还是社会现象,无论微观现象还是宏观现象,无论决定性现象还是随机现象,都是不可以确定地预测的。这就是三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原理:原理微观世界不确定性原理,宏观世界不确定原理和混沌世界不确定性原理。它们是复杂系统突现的不可预测性论题的基础。
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决定的,人造卫星的运行特定轨线及它的落点是不可预测的或不可准确预测的,但并不表示我们发射人造卫星,落到月球的范围是不可预测 。蝴蝶效应粉碎了长期天气预报的迷梦,我们决不可以为某个特定地区的天气变化制定一个全年的运行时间表,但是总可以预计这个地区的平均降雨量、平均气温及这年短期天气预报,还行。我们不能完全预测股票未来的升降曲线,也不能准确预测某国的一场大选的结局,但它的大体走向可以通过调查分析来加以预测。不然索罗斯怎样知道亚洲金融危机在20世纪末就要到来而跑到香港炒股,一举捅破东南亚的泡沫经济,加速金融风暴的到来,不过他的股票投机却也亏了一笔。人们总是在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之间,从而在可控性和不可控性之间保持张力.

爱因斯坦说: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乃宇宙是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内蕴着一种西方型的基本态度。当非欧几何摧毁了古希腊以来欧氏几何的绝对真理性,量子力学推翻了近代以来牛顿力学的绝对真理性之后,西方文化关于世界的理解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爱因斯坦在《相对论杂谈》中说:“这里产生了一个困惑了古今科学家的谜。数学,作为独立于经验的人类思想的产物,怎么可能与物理实在中的客体符合得那么奇妙?通过纯粹思想人类理性无需经验就能发现实在事物的性质?”尽管爱因斯坦懂得,数学公理和逻辑原理源于经验,他追问的是,由人类心智所作出的从这些公理和原理中的推论,为什么依然符合经验?(对于为什么数学奏效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各种各样的。其一是为使推论适合经验数学家改变了公理。其二由康德“知性不是在大自然中得出规律 而是给大自然规定规律”改变修正而来,此论一出,遭遇批评:给大自然立法的想法中有一种不可容忍的骄傲自大。)

(9)亨利·庞加莱 (Jules Henri Poincaré)是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1854年4月29日生于法国南锡,1912年7月17日卒于巴黎。庞加莱的研究涉及数论、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天体力学、数学物理、多复变函数论、科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他被公认是19世纪后四分之一和二十世纪初的领袖数学家,是对于数学和它的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庞加莱在数学方面的杰出工作对20世纪和当今的数学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在天体力学方面的研究是牛顿之后的一座里程碑,他因为对电子理论的研究被公认为相对论的理论先驱。彭加勒生前被学术界尊为狭义相对论理论的倡导者,彭加勒却不以为然。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彭加勒对他评价一般般。彭加勒去世时,学术界说爱因斯坦应该写文章表示一下,爱因斯坦没有反应,十年后爱因斯坦以后辈之礼毫不吝啬地颂扬彭加勒。历史是清楚的,后来大多数只讲爱因斯坦,连彭加勒很少提起,如果按时间顺序来讲彭加勒和爱因斯坦,就可能成为二条路线的斗争,那些靠爱因斯坦混饭吃的,就要有点真本事。

(10)劳斯在他的《知识和权力走向政治的科学哲学》一书中指出承袭科学划界的不合理性 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把这些区分当做已经给出或是自然的.与人文学科一样自然科学知识同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同样不能免于意识形态、权力策略和政治统治的检查和批评。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知识、真理和方法。     对此尼采提出观点主义他说 就知识一词有任何意义的范围来说世界是可知的但它也可以用不同方式解释。它不是蕴含着一种意义而是无数种意义(尼采《权力意志》)。尼采认为一切知识都是解释的而解释本身作为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为作为一种情绪冲动的生存所固有(尼采《权力意志》)因此权力意志乃是追求知识解释的原动力知识即权力的工具知识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同样地既然不存在自在的知识也就不存在与人无关的绝对真理。    要问什么是真理必须首先问一下什么是求真理的意志权力意志。    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强调历史话语对人类知识的制约。福柯指出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一个确定其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福柯命名为知识型意即确定和限定一个时代所能想到的或不能想到的东西深层基础或知识和话语的形态。福柯称之为特定的言谈的机器而考古学不是纯粹描述的方法它揭露产生心理学实践的条件以及那些实践的言谈。    心理学力求发现构成规则。这些规则规定在一定历史时期言谈必须具有什么元素和什么结构才会被准许进入知识的竞争场所。这些规则是管理那些言谈的常规虽则它们自身永远是言谈实践的一部分。同时福柯用系谱学来说明建立在对局部言谈的描述基础之上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受压制的知识被解放出来。在这里福柯揭示了权力和话语知识的联系一切知识、言谈话语都处于权力网络之中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权力没有纯乎其纯、不计功利的话语存在的只是权力笼罩下的话语。    因此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不可能是中立的、纯粹的。福柯通过知识的系谱学剥夺了知识的貌似客观性揭穿了真理的幻象。他认为对某一特定的权力关系来说知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的区别任何知识都不是来自某一知识学科而是来自于笼罩它的权力关系。

西方哲学知识权力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动向及其演变过程。
    ①关于什么是知识。
    从传统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等追求绝对理性的科学陈述、客观知识和真理到把知识同社会、文化和传统联系起来从把知识看作是认识主体对对象的逻辑重建的反映认识knowing that到体现了实践的行为者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操纵和把握的操作认识knowing how反映了当代西方哲学冲出现代主义的危机寻求出路的种种有益的尝试。
    ②权力是什么在传统观念那里认识论的科学讨论的范围是与政治权力相对立而形成的因此是以排除的方式界定了权力。
    在那里权力是静态的东西外在于知识具有独立性权力的本质是压制和管制的。
    相反当代权力观认为权力内在于知识权力的作用方式是生产性的而非压迫性的权力是动态的。
    ③关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传统观念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是外在的。
    知识和权力在各自的构成上不受双方影响彼此独立即权力可以影响我们获取知识的动机或阻止某一知识的进展或运用但在决定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上起不了建设性的作用。
    然而新的知识权力观揭示了知识的解释是如何密切地与权力的理解相互关联的。
    知识与权力具有内在的、水乳交融的关系。
    知识产生于权力关系而不是与它们相对立等等。
    从以上分析我们至少可能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知识这一概念已大大地拓展了不再是指脱离实际的、客观的科学知识而是有着更为广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蕴任何一个认识系统、信念网络都可以看作一个知识体系。

(11)正像黑格尔所说的,合理的逻辑就贯穿于这些相互否定的环节之中,而哲学史其实就像哲学一样,在理解的空间上,每一种理解都在提供着有限的合理性,并在指向新的历史整合中成为各个必要的环节。理解的多元谱系不仅相互龃龉,而且相互构成,历史地指向一个更高的逻辑。
(12)恩格斯: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 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自然观上都低于希腊时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怀特海称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三十多位全球地位烜卓的思想家,他们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扼腕兴叹自已有生之年人类在哲学认识上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古代思想家的理念再度大放异彩.

(13)在海德格尔看来,一部西方哲学史或西方思想史,就是一部自希腊源头的退化史。对存在的遗忘伴随着对存在者是其所是的寻根究底之追问,从而构成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而存在者,不论在哲学史的视野中曾展示何种形态、种类、意义,其核心却是物(英文som thing,德文das Ding),简单地说,即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之交道的这些可感事物:
一张桌子、白皮肤的某个人、飞鸟,……因此,考察西方哲学中“物”概念的沿革,无疑具有概观西方哲学发展脉络与旨趣的意义。
然而,这又是个异常繁难的任务。历史上的某些经典著作家,尤其是古希腊的著作家,其思想本身十分繁杂且多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因此对他们的物概念之考察也十分困难。如柏拉图,我们可以把前期思想中的现象世界之具体可感事物当成物,但这里的物不论内涵及外延均与后期思想的物有异。又如亚里士多德,其作品卷帙浩繁,几乎涉猎了现代学科各门类,但作为哲学考察对象的物却不易断定。我们可以把《范畴篇》中提出的第一本体认作是物,
因为它指称“个别事物”,但亚氏在《形而上学》中却放弃了这一观点。但即使如此,亚氏仍是本文根本无法回避的人物,他的“物”思想为以后“物”思想之发展奠定了基调。在此将其提纲式地简述如下。
物与关于它的知识(归根结底是认识)相对立。笼统地说,物只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具体的可感事物,而知识则包括范畴、述词、种属、原因等形式。物是承担着属性、关系、表述、定义的载体,它本身就其所是而言不增不减、不多不少,也不因属性等的变化而变化,而后者,则力求以事物之真理与事物相符合,并以是否符合作为判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尽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追求物与知识的同一,但由于表述事物时不可避免的普遍性,使得它们与其说是同一还不如说是对立。但不论人们是否了解物的那个内在确定的“是什么”,物的实存则不容置疑,它永远以一个“是什么”的姿态站立在追问者的视野中。
      有了上面的叙述,我们的考察便可以从康德开始,经过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为止。倘把西方近现代哲学看作是一个内在一致连续的谱系,那么这一考察也当然地具有相对自足的意义。

(14)从近代开始,人类注重的是知识的增长;但是从智慧的角度,今人是否超越古人。当代人类也捉摸不透。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15)“爱智范式”确立了一种知识型的哲学传统,它在滋养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的同时,塑造了西方思想“追根究底”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化、形式化、逻辑化的话语形式。然而,任何宣称把握了超感性绝对、超历史永恒的哲学都只能在于时间或历史中,这是爱智范式的传统形而上学无法摆脱的一个悖论:因为哲学就像一个人无法超越自己的皮肤一样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之上,然而哲学爱智慧的终极诉求恰恰是要完成此种超越。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尖锐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了:当哲学离历史意识最近并且以一种“宏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时候,它又总是一再地表现出与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相敌对的图谋——掌握最高智慧并构造一个终结历史的绝对真理体系。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矛盾是二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固有矛盾发展到顶点的结果,是西方传统哲学爱智范式的两重性的体现:一方面它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其真理性取决于它在思想中把握时代,亦即取决于它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它总是欲求或占有终极真理或最高智慧,甚至把自己打扮成真理和智慧的化身。爱智范式的哲学所固有的这种矛盾特性透露出西方形而上学隐含着的“最高价值自我丧失”的重大危机:形而上学探求“真正的实在”或给出有关“真正的实在”的阐释通常会被后来的形而上学判定为虚妄,因此形而上学的历史似乎是一个体系摧毁另一个体系、一种学说取代另一种学说的演变史。事实上,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在二千多年来构成哲学之生命的那些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人们发现,这些问题不是悬而未决就是变得无效,或者哲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乃是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部令人绝望的失败的历史。一旦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探求的徒劳无益,就会发现实际的哲学史(形而上学史)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这必然导致对于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日益滋长起来的怀疑和否定,它使得到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去寻找“真正实在”(即作为“起源”的实在)的伟大梦想幻灭了,从而祛除形而上学的“起源幻相”就成了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16)西方思想的哲学觉醒,是从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对宇宙本原进行理性思考开始的,而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Marcus Augustus)的话表示了世界观在哲学中的重要性,他说:“人要是不知道何为世界,就不知身在何处,而且要是不知道世界为何存在,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就不知道世界是什么。”当代西方哲学史家塔拉斯(Richard Tarnas)的好评如潮的名著《西方思想的激情》,其副标题就是“理解形成我们世界观的主要观念”。书中把整个西方哲学的演变看成从古希腊到当代的一个个世界观(world view)的演变。当世界史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兴起并向全球扩张,把整个世界都带进了现代化进程,西方的世界观(宇宙观)也成了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观念,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德国到苏俄到中国,都认为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中国现代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艾思奇,其《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第一节第一句就是:“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虽然世界史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从分散的世界史走向统一的世界史,从而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正在走向统一,然而这一统一是以西方世界观(宇宙观)基础上的统一,这统一虽然在历史上很有必要,在思想上增益人类,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忽略了自人类在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以来,各大文化,特别是中西印三大文化,在世界观(宇宙观)上巨大差异,而正是这一忽略,让西方哲学的世界观在宇宙论上进入了困境。这一困境从维特根斯坦和爱因斯坦的名言中体现出来,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不是世界何以如此,而乃世界竟然如是”;爱因斯坦说:“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维氏的话显示了当代西方哲学对“世界竟然如是”的困惑,爱氏的话可以反过来讲:宇宙是可以理解的,乃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理解世界(宇宙)这一本来是哲学的首要之事,在现代科学的成就面前,变得难以理解了。这不但是西方哲学的困境,也是世界哲学的困境。也许正因这一困境,相当多的西方当代哲学家不把世界观(宇宙观)放在哲学的中心,而是将之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或悬搁。无论是欲进无能还是掉头不理,显出的都是西方当代哲学在世界观(宇宙论)上的困境。如果我们从西方哲学的世界观抽身出来,看一看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世界观(宇宙观)。也许可以从一种更深的解度理解西方哲学在世界观(宇宙观)上的困境。(摘自张法)

(17)2014年3月31日王令隽教授在《评所谓宇宙暴涨的证据》一文中说:“宇宙膨胀速度超过光速几百倍,因而完全违背相对论的基本假定。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建立在相对论基础之上的,大爆炸理论违背相对论,就是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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