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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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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 料:海德格尔林中路掇英(12)姚毓成整理评点  

2015-05-02 13:39:10|  分类: 学习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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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目标:真理与权力》

知识人如何处理真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似乎是个伪命题,假如向他们询问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似乎显得“有辱斯文”,甚至是对其学术尊严和人格的污蔑,然而这却是一个极其现实和关键的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历史和现实中不断上演一幕幕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

"知识人以追求真理为天职"的口号响彻东西方的学术长河。表面上看,知识人以追求理想为目标,以与权力保持距离而自得,以否定现实为起点,以把自已定位在与世俗相隔绝的“局外人”角色为态度,然而生活中的一些人们最熟悉的东西,往往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便已经具有足够清晰的认识。知识(真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样如此,“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气象看似远离现实的权力之争,其实却掩藏着知识人自我神化的标榜心理,建立在自我神化基础上的四个“为”,其实是一种“权威性教化”,这里潜藏着一种灌输式的专制,从道德的专制到知识的专制最后走向政治权力的专制。个人思想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形成的专制精神,有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 知识人对维护政治权力而采取的专制手段的认同。知识人群体普遍陷藏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对知识和真理的弥漫和高扬使其失去自我,从真理的追 寻者走向权力的崇拜者。任何一种崇拜都陷藏着权力关系的发生,差别仅仅在于知识人是以追求理性和真理为借口“合法”地把自己当作权力的祭品。

在现实生活中,对真理的追求往转换成对美好社会的构建,这是所有文明社会中最古老、最根深蒂固、最有吸引力的传统观念之一。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把幸福美好的理想世界放在文明的孩提时代,那是在人类还没有受到破坏性的文明所腐化而堕落的原始时代----犹太与基督教传纃中的伊甸园,儒家的“大同社会”,然而随着神话和宗教传统的“除魅”,人们将黄金时代从历史的起点放置到终点,各种世俗化的、完美无瑕的乌托邦成为现实可欲的理想社会。乌托邦社会本身建立在一种极有争议的假设之上,这种假设认为:现实中存在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想社会,不管它只是一个祈祷和向往的对象,或是对人类尚未实现且不可能实现的潜能的一种幻觉,或是对真实或想象中的过去的一种怀念之情,或是历史必须遵循的目标,或是只要有足够的能力、精力和道德纯洁,从原则上说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实践纲领。这种乌托邦社会的追寻本身就为真理与权力架设了一座连接的桥梁,对真理的寻求变成对乌托邦的构建和认同,掌握权力成为实践人间乌托邦至为重要的一步。

权力本身缺乏合法性证明,只有某个外部因素对其进行权威性论证之后,权力的行使和操作才会具有合法性,从而在现实中得到贯彻,不幸的是,真理往往充当权力合法性的外衣。古往今来,知识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便充当了权威合法性论证的工具的角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每一次的政治危机都有可能被转嫁为一场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的危机的现象。知识的演进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权力的庇护,在这方面其实不用夸大知识人的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政治对付真理其实不外乎两种途径:(1)收买良知与底线;(2)剥夺生存权利。正是通过收买与威胁,使得知识的生产才从来没有真正脱离过权力的干涉与操纵,从某种角度来说,任何知识(真理)的寻得都能看到权力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往往是负面的。

当然,真理与权力本身并不是彼此无间或相互等同的,在真理和权力之间必定有一个第三者存在,它在某个时刻,能把附在某种知识上的权力带上前台。或者能够让具有某种形式的知识变得有权力,这才是值得人们反思和警醒的。一味指责知识人接近权力场域显得过于偏狭,知识人经常驶离精神彼岸,却很难停泊在权力的此岸,不敌诱惑,却又不甘于委身屈服,遭受“西西弗斯式的苦难”,却少有享受到 西西弗斯式的超越与幸福。权力与知识复杂而紧密的关系,塑造了知识人“骑墙”的性格,一方面渴望献身永恒真理,为知识而献身;加一方面对权力欲拒还迎,幻想“指点江山”。----张伟

(9)参考资料:《海德格尔:在哲学和政治之间----张汝伦》

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问题,亦即海德格尔公案,一直是海德格尔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早在60年代,德国学者Paul Huehnerfeld和Guido Schneeberger就已经出版著作揭露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注:见PaulHuehnerfeld,In Sachen Heidegger(Hamburg:Hoffman & Campe,1961):和Guido Schneeberger,Nachlese zu Heidegger(Bern:suhr,1962).)。最近十几年,尤其是1987年智利人法里亚斯发表了《海德格尔和纳粹》一书后,这个问题更是成了海德格尔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1989年德国洪堡基金会在波恩举办的纪念海德格尔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专门分出一个部分讨论海德格尔与政治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非越来越冷淡,说明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得到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它不只是如何评价一个大哲学家的政治行为的问题,而是也暴露了更为复杂,且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在一个资讯开放的社会,要弄清海德格尔和纳粹关系的事实并非难事,何况此事就发生在当代。困难在于人们对这些事实如何判断和下结论。单就那些现在已经 坐实了的事实看,海德格尔充其量也就是盟军当局1949年取消对他的管制时所下的结论:“随大流者”(Mitlaeufer)。象入纳粹党,并交党费直到 1945年,在校长任上和当局妥协与合作,说些支持纳粹的话之类,都只能算是随大流,任何有集聚权制度下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而诸如对胡塞尔的态 度,和一度因雅斯贝斯的妻子是犹太人而冷淡他,这些主要是社会大环境使然。想想文革中有多少人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线,就不难理解。当然也有海德格尔个人品 格的问题,但专制社会使人道德堕落早已为本世纪的人类经验所证明。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期间对待犹太人的某些态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 失去了道德良知。说海德格尔是个反犹主义者,无论如何是证据不足的。但不管怎样,海德格尔一度与纳粹合作是个事实,他自己也在1950年给雅斯贝斯的信中 承认这是“不可原谅的”。
但问题远未到此结束。海德格尔战后一直对奥斯威辛和大屠杀保持沉默,让许多人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海德格尔“死不改悔”的纳粹 态度。更有不少人从《存在与时间》、“校长就职演说”和《形而上学导论》中发现,海德格尔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就一直是纳粹。甚至得出海德格尔的哲 学就是纳粹哲学的结论。然而,海德格尔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因此,上述极端的结论并不为多数人接受。
但是,却有不少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虽不能称为纳粹哲学,但基本倾向中即有不少东西是与纳粹思想合拍的。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倾向中含有浓 厚的纳粹思想因素。但这又如何解释他的思想对本世纪人类思想产生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基本事实?哪怕是最激烈反对海德格尔的人,也无法否认这一事 实。例如,哈贝马斯就认为施奈德巴赫在《德国哲学,1831-1933》中所说“当代哲学……决定性地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 论》(1921),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以及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6)所形成”是“正确的 ”。(注:Habermas,J."Work and Weltanschauung: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from a German Perspe Ctive",in New Conservatism,ed.& trans.by Shierry Weber Nieholsen(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1990),p.142.)
 正因为海德格尔思想对于西方文明尤其是对于当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和当代人类生存经验具有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批判力,许多喜欢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不免爱屋及 乌,不仅对海德格尔哲学某些方面与纳粹意识形态有相似或相近之处的说法嗤之以鼻,不仅要为海德格尔与纳粹有关的行为开脱,甚至还要给海德格尔戴上一顶“抵 抗者”的桂冠。这与将德格尔打成“法西斯”一样有点离谱,尽管可以肯定地说,是然海德格尔一度对纳粹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很快认清了纳粹的本质,并开 始对纳粹意识形态进行哲学的批判,是有案可稽的。但他与纳粹一度合作,以及他对纳粹运动有过的热情,即使是短暂的,也是同样有案可稽的。说海德格尔是个“ 抵抗者”,不免过甚其词。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公案并非象看上去那么简单。它不仅牵涉到对海德格尔人品行为的评价,也牵涉对他哲学思想的评价,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海德格 尔公案,人们基本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海德格尔从思想到行为,彻头彻尾就是一个纳粹。可是,持这种态度的人基本上拿不 出足够准确无误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相反,却往往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或道听途说,胡乱推理,很难经得起事实与逻辑的推敲。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对海德 格尔的哲学不甚了解,经常断章取义地下结论。象法里亚斯,德里达说他“对海德格尔文本的阅读,如果真有的话,那是十分不足或很成问题的,在不少时候其理解 力差到令人怀疑这个调查者是否一个多小时前才开始阅读海德格尔的作品。”(注:德里达:海德格尔,哲学家和地狱“,《一种疯狂守护着的思想》,何佩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以一个起诉人的姿态在作有罪推定,似乎一切罪名早已成立,只要宣判便可。更让人无法接受的 是对海德格尔哲学一笔抹杀,全盘否定,似乎只要海德格尔是纳粹,他的哲学便是充满纳粹气味的垃圾。
第二种态度是全盘肯定的态度,不仅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全盘肯定,而且对海德格尔的人和行为也全盘肯定。但是,这种不顾事实或者歪曲事实的全盘肯定,并不 能给海德格尔研究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却会影响人们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了解和把握。知人论世,海德格尔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属于他的时代。对海德格尔其人 及其思想实事求事的研究,会使我们对海德格尔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领悟。相反,刻意掩盖或歪曲海德格尔思想和行为的任何方面,同样有损海德格尔的事业。哲学的 生命在于自我批判,海德格尔及其哲学同样没有免于批判的特权。思想的巨大价值并不表明行为必然正确。行为与思想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因果联系。
因此,第三种态度,即将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行为区别对待的态度,是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态度。一般人们都会认为,不能以人废言,人与思想是可以,也应该分开 的。正如利奥塔所言:“我们必须同时坚持这两种断言——即其思想的伟大性和其‘政治’的可反对性——而不必根据这种推断,即如果海德格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家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个纳粹,或者如果他是个纳粹的话,他就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来认定如果其中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就是错误的。 ”(注:Jean-Francois Lyotard,"Heidegger and 'the jews':A Conference in Vienna and Freiburg",in Political Writings,trans,By Bill Readings with Kevin Paul Geiman (London:UCL Press,1993),p.138.)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搞清并批判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是一回事,正确客观地评价他的哲学是另一回事。“搞清海德 格尔的政治行为不能,也不应为全面藐视他思想的目的服务。”(注:Habermas:"Work and Weltschauung: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from a Gennan Perspective",p.141.)这种观点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进一步思考的话就不见得了。
哲学家的思想真的和他的人格毫无关系吗?思想当然有其独立性,但我们很难说思想家的人品对思想的产生没有任何影响,思想不带有它作者任何主观的烙印。 否则思想不成了可以批量生产的东西了吗?其次,海德格尔公案之所以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正因为他是一个极富原创性,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家。正如海德格尔自己 令人信服地说的那样,艺术家先于,或离开他的作品就不是艺术家,相反,是艺术作品使它的创造者成为艺术家。这同样也适用于哲学家。离开他的哲学,或在他的 哲学之外来看,海德格尔只是千百万盲目追随纳粹政权,试图与纳粹政权相安无事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之一,他做过的事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法国哲学家拉库— 拉巴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海德格尔的‘哲学’,或者说他的思在何处,如果不在他的文本中?这里的问题是:海德格尔的思,还是别的什么?如果有一个‘海德 格尔’公案(cas Hei degger)的话——(据我所知)它不能归为任何‘反人类罪’,即使他沉默的牵连是可怕的—是因为有‘海德格尔之思’。”(注:转引自Fred Dallmayr,The Other Heridegger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1993),P.17.)

这就是说,在追究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的政治行为时,我们无法,也不能将他的思想与他的行为完全分开。而且,也的确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的思 想与他的行为之间有着种种复杂的关系,虽然不是思想指导行为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以研究“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而出名的德国哲学家潘格勒在仔细研究了海德 格尔的心路历程后不禁问道:“难道不是由于他思的某种倾向,海德格尔——不只是偶然地——陷入与纳粹接近,并从未真正走出这种接近。”(注:Otto Poeggele,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 (Pfullingen:Neske,1983),P.335.)实际上,在讨论和研究“海德格尔公案”时,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他的思想,即使是极力主张 在讨论此公案时将人与思想分开的哈贝马斯,自己在实践中即恰恰采取了相反的方法。(注:参看Habermas,"Work and Weltschauung: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from a Cerman Perspective",in New Coservatism,pp.140-172.)
所有这些表明,对待海德格尔公案的第三种态度也并不象看上去那么有理。它在实践中的困难似乎使人们在讨论海德格尔公案时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两难:坚 持将海德格尔思想与人统一起来考虑,似乎必然导致不是全面否定,就是全盘肯定,并必然要抹杀或歪曲一部分事实。而要将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行为完全分开,不是 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他的行为,就是无法完全将这一做法贯彻到底。当然,似乎还可以有折衷的做法,就是象潘格勒和哈贝马斯那样,既肯定海德格尔思想的划时代 性,又指出他思想中某些因素与他政治行为的内在联系。这种做法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逻辑上有些冒险。如果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可以用他的哲学观点和思想来 解释,那么无疑,要否定他的政治行为必先否定他的哲学。这也正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所持的逻辑。当然,潘格勒和哈贝马斯辈完全可以说,没有必要在倒洗澡水时 把孩子一起倒掉。我们完全可以区分海德格尔思想中积极正面的因素和消极负面的因素,正是后者要对海德格尔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负责。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海德格尔一生的政治态度就象他一生的哲学追求一样,基本未变。他宁愿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道德压力而对纳粹暴行三缄其口 就是一个明证。同时,他对纳粹本质的批判并未从战后才开始。纳粹对他始终存有戒心也并未看错人。这两个基本事实决不能用诸如“海德格尔的哲学本身就是复杂 的”之类的话对付过去。种种研究表明,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根据潘格勒的研究,海德格尔个人在1917年陷入的宗教 危机和1929年的政治危机是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两个关节点。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魏玛共和国的没落所产生的政治危机,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哲学思想和政治态度之间就决不只是单向的机械因果关系。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无法完全用他的哲学思想来说明,反之亦然。
我们在面对海德格尔公案时所遇到的这些难题表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既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因此,它既不能用简单的道德审判 了事,也不能以纯粹的思想分析来了结,更不能意气用事,从理论党派的立场或意识形态立场全盘维护或否定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公案所蕴涵的问题,远比知人论 世,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意识形态或道德宣判等老生常谈要复杂得多。我们在处理海德格尔公案时面对的两难,实际上是哲学与政治的巨大张力所致。这个问题在西 方哲学中始终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海德格尔公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个问题的机会。同时,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对此公案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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