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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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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关于本体论题外话题答读者》----姚毓成与网友议论  

2016-05-14 13:50:49|  分类: 探讨现代西方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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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828:实用主义哲学容易变傀儡。
我:蒯因哲学构成分析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从内部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利用和彰显,导致分析哲学的逐渐衰落和后分析哲学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蒯因哲学构成从分析哲学到后分析哲学的一座桥梁和纽带。
蒯因抓住关键论题直入主题的理论洞察力,清晰、简洁而又严谨、细致的分析论证方法,贯穿始终的理性精神,某些极富独创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和学说,以及某些堪称典范的哲学文本,都是他对现代哲学作出的杰出贡献。并且,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来说,蒯因哲学中最有价值、因而最应该消化吸收的,就是贯穿其全部工作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
        (1)对于科学的尊重;
        (2)对于语言的关注;
        (3)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
        (4)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始终面对反例和批评开放。在分析蒯因哲学的这些长处时,我们应该结合批判神秘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泛滥,“教科书化”写作方式在哲学文本创作中的全面肆虐,某些哲学文本之缺乏论证与逻辑,以及热衷于自立为偶像或者为权威、偶像大唱赞歌等不良现象。
lg828:(1)在这对科学只有利用与恐惧,无尊重。(2)当务之急。(3)边缘人类不可能。无基因。(4)奎因使人尊重。
我:近代科学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高度数学化,二是以经验观察判定理论客观有效性之标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结合在一起具有极其重要的后果。
高度数学化并非意味着仅仅把数学语言当做一种表述工具,而是隐含着一种西方世界极为根深蒂固的本体论信念,那就是世界本身乃是按照理性的方式建造起来的,且不管这建造者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还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神。当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伽利略说自然这本书是以数学的语言写出来的时候,它所表达的正是这一信念。这就是说,自然本身是合乎理性地构成的,因而才可能用数学的语言去刻画。进而,说自然这部大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宣布了一条准则,即凡是能用数学这种理性的典型形式处理的事物,便是真实而客观的,是“第一性质”······。
奎因说要永远用开放的姿态面对反例。
当代大多数物理学理论在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它具有不可验证性,有些理论缺少一个好的框架并且在目前没有可以证明的实验检验。例如关于量子场论中的大统一理论。量子引力也是一个缺乏验证的经验基础的物理学领域。美国科学哲学家凯茨说哲学不是科学的继续,在科学研究停止的地方,正是形而上学研究发挥效用的地方。
数学假设了无穷的实在性,因此实际上假设了抽象事物的实在性;没有正面地回答在数学应用中什么是作为工具的真实的东西,如何解释这种工具的可应用性;不能证明无穷与抽象数学实体在数学应用中是原则上可消除的,因此不能真正解释无穷数学对有限世界的可应用性。
我:《人文学科的特质》----陈春声 
对于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要求其从业者要“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3}的人文学科来说,这样的情势更是某种动摇根本的威胁。已有无数学者论述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差别,举其要者,人文学科具有以下诸方面的特质:(1)人文学科存在的理由,源于人性最深层面上非理性的需求。哲学、宗教、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的最初萌芽,都可追溯到混沌初开时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反映的是人的本性,而非功利的目的;(2)思想发明重于知识的创造。人文学科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主要是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非提供实用性的知识。在本质上,人文学科是“没有用”的学问;(3)有价值的思想基本上源于学者个人的“孤独思考”。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独立特行的,“团队”和“工程”对思想发明毫无用处;(4)讲究“家法”和“学有所本”。人文学科的价值标准,更多地以本学科最优秀学者活生生的榜样为准绳,学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方式,而主要不是表现在看得见、可计量的论著上;(5)学术成果的检验方式是多种理论并存、竞争与相互批判。一种思想被同行和公众接受,依靠的主要是“共鸣”,而非理性的“证明”或者“说服”;(6)学术的发展不是因为经验知识或逻辑意义上的“取代”,而是艺术史意义上的“超越”;(7)人文的研究难免有其“本土化”色彩。在这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类的表述,确有其贴切之处。强调人文学科的这些特质,并非要否认理性分析和理论归纳对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就像马林诺斯基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早内在于所有的历史学著作、所有的编年史写作,以及法学、经济学、语言学的每一个论点之中;也不存在完全没有理论的描述这回事”,承认逻辑、理性和理论对于本学科的重要性,是近代以后所有学术研究证明其存在合理性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一个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缺乏学科的自觉,缺乏超越现行学术评价标准的自主精神,以为学术生活就是沿着那些“规范”划定的“晋升之路”狗苟蝇营,一步一步往上爬,那他应该离人文学科更远一些。因为强调思想、价值、精神、文化的人文学科,较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容易受到“世俗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伤害。
我: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塞亚·伯林在《刺猬和狐狸》一书中,根据西方谚语形象地将学者分为两类:“刺猬型”和“狐狸型”。“刺猬型”学者相信宇宙间存在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体系。“狐狸型”学者则不相信任何系统,更不相信世界上万事万物可以靠一个体系就可以解决。美国哲学史家M·怀特把20世纪的哲学史形象地描述为“狐狸”与“刺猬”斗争的历史。所谓“狐狸”,是指注重感性经验和细节分析的英美哲学家,如逻辑实证主义与语言分折学派;而“刺猬”,则是热衷建 立宏伟体系、崇尚综合方法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以及20世纪的萨特、海德格尔等。而惟独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奇特的例外。他兼有“狐狸”与“刺猬"两种文化传统的气质。他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但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修养,他特别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感知,但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深度。
我:正像黑格尔所说的,合理的逻辑就贯穿于这些相互否定的环节之中,而哲学史其实就像哲学一样,在理解的空间上,每一种理解都在提供着有限的合理性,并在指向新的历史整合中成为各个必要的环节。理解的多元谱系不仅相互龃龉,而且相互构成,历史地指向一个更高的逻辑。
我:石里克在《哲学的未来》中说:“所有的大哲学家都 相信,随着他们自己的体系的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时代已经到来,至少,他们已发现了最终真理。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哲学家几乎不能成就任何事情。例如,当笛卡儿引进了使他成为通常所称‘现代哲学之父’的方法时,他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当斯宾诺莎试图把数学方法引进哲学时,也是如此;甚至康德也不例外,在他最伟大的著作的序言中,他宣称:从今以后哲学也能以迄今 只有科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可靠性来工作了。他们全部坚信,他们有能力结束哲学的混乱,开辟某种全新的东西,它终将提高哲学思想的价值。”人类的思想成就大多数都是歪打正着而发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从思想训练而发生,万有引力由苹果而发生,任何成果都是具有片面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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