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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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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语言,实践思维,实践智慧(资料篇2)》与网友议论  

2016-05-17 12:25:47|  分类: 探讨现代西方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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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孤帜:实践哲学可能是哲学的出路之所在。
就此话而言;我的理解是哲学生命的作用,而其灵魂之所在。因此,哲学为谁所生,哲学由哪而出。这其实是生理学的范畴:第二条件反射的产生缘由和其始发点。这是纯抽象的思维过程 !如果让我论述,我就会变成这样的题目:哲学的实践。这样就可以从一开始,就清理掉实践行为的部分,而将思辨的高度一下子提升到纯哲学的高度。必然的因果,在万物生衰过程中怎样的实现高度的契合。因此,实践不是哲学的目的。究竟才是哲学的灵魂。
姚毓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当代世界哲学为背景,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八种主要的哲学观,即: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方分析说;存在意义说;精神境界说;文化样式说;文化批判说;实践论说。西方实践论说肇始亚里士多德,中国相类似的哲学观由宋代张载提出,即“经世致用”。
姚毓成: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 
  王兴国在《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经世致用之所以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点,一是因为它的始终一贯,即使在清代汉学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时期,也未中断;二是在近代提倡最早,嘉、道年间,陶澍和贺长龄等人在全国首倡经世之学;三是有理论、有纲领,咸、同年间,曾国藩将“经济”列入学术纲领。近代湖南经世致用的学派有三个:一是以陶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所谓“理学”又称为“道学”,认为“理”或“道”是宇宙的本体,人们只有掌握了这个本体,才能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这就叫做“明体以达用”。“明体以达用”为理学家的经世致用奠定了哲学基础。二是以魏源、皮瑞锡、王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将儒家经典视为政治学著作,并力图从中取其微言大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三是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霸王经世之略,也就是浙东学派的永嘉功利之学。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多政治军事人才,少经济、科技人才。
群山孤帜:经世致用:积淀的目的与方向是经世致用高度概括。而致用经世就是验证和证明了。
打洛江:真与真理
与哲学主题紧密相关的是关于真与真理的问题。古希腊最初称热爱智慧为哲学,逐渐地哲学演变为求知、求真理。真理被认为应当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本体论就被用作来作为这种真理的最高、最普遍的表达形式。黑格尔就称自己的逻辑学是绝对真理的体系。
当海德格尔提出哲学主要是探寻“是”的意义时,这个追求真理的任务就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传统本体论中,如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真理就是以“是”这个范畴为开端的范畴体系,那么海德格尔的“是”的意义表述出来就简单得多。“是”的基本特征是时间性,这个特征决定了本是必介入到 世中去,并于此介入过程中让一切是者展开出来,是其所是。因此,除了时间性说明“是”的基本特征外,“是”的意义可以简单表述为“显现”。为了印证自己的上述观点,海德格尔从词源学和希腊哲学的源头作过许多考证。他想证明,西方语言的“是”这个词从其印欧语系的词根上说就含有“显现”的意思。现在人们一般译作“真理”的变个词,希腊文写作altheia,它的原意恰恰 是同“显现”相近的“解蔽”。还有一个人们用作与“是”相近的词是physis,原意指“涌现”。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希腊人来说,真理之为真理,只是因其与作为physis的‘是’之为‘是’相联系在一起才是可能的。”这说是说“是”的意义问题不是追求真理的问题,但它追寻的比真理还要深,它追寻“真理之为真理”,即“解蔽”或“解蔽状态”。我们也可以说,从“是”的意义与“解蔽”有关这点而言,它追求的是“真”。
打洛江:西方最早论说“现实”的哲学家,可溯至亚里士多德。他指出“现实”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实实在在的质料,二是赋予质料以形式,使之成为现实的活动。例如,形象各异的蜡块,其蜡质本身便是可触摸的实在质料,而其具体形象则需要通过操作将形式赋予质料。这种关于“现实”的双重理解,开启了后世哲人探考“现实”的睿智历程。 
  感知的“现实”
  在反思传统本体论哲学和神学的同时,近代哲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探求“真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真理”乃是先天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理智观念,是天赋的。以洛克为代表的哲学家则认为,“真理”乃是人们后天经验总结所形成的实在观念。“现实”成了与“理智”相对立的概念。在洛克看来,“现实”只不过是些可感知的,简单或复杂的经验,是些如亚里士多德所论及的可观感的实际存在。这种实际存在不同于冥想玄思的构造,即便是严谨的逻辑推演,也要以此为前提。
  其后,贝克莱更加彻底的提出:“存在即被感知”,认为所有被人们理解和称为现实存在着的东西,其实都是被人们所感知的东西。这些可感知的东西,或者是从外部感官印象发生的,或者从内心的知觉活动产生的,再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把前两种观念分离改组所构成。各种各样的感觉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对象。
  可见,贝克莱与洛克一样,从感知层面出发,将“现实”归结为可摸得到、看得见的经验存在。但这种理解并不尽人意。另一位经验派代表休谟提出了他的疑虑:既然整个现实世界都是我们所感知的经验世界,都是一些感觉的复合,那么在我们感知之外的世界是否现实存在着?若现实世界无法脱离感知而存在,那么真理何求?我们可否完全信赖变化莫测的感知抑或屈服于远离真实的震慑?

打洛江:先验的“现实”
  居住于哥尼斯堡的哲人康德,听闻休谟的疑虑,立即从之前的独断论迷梦中惊醒。在折服于休谟锐利慧眼的同时,更加担忧于形而上学岌岌可危的处境。休谟的怀疑足可将之前的形而上学瞬间摧垮。为了挽救形而上学,开辟科学形而上学道路,康德创立先验哲学,赋予“现实”先验内涵。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陷于困境,源于人类没有真正做到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向来人们都以为,认识必须依照经验,通过概念、范畴后天的构成,获取知识。此路已证明难以行得通。不妨试试,反向行之,能否奏效?人们的认识能力、形式、手段是先于经验而存在,认识与经验之间具有先验固有的关联,经验必须要完全符合人们的认识。这一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使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成为“真理”的立法者,成为“现实”的立法者。
  在深入探究人的认识机能形成知识的过程中,康德抽演出四个纲目,共十二个先验范畴。“现实”只是第四个纲目即模态判断中的一个范畴。模态判断,顾名思义,只对判断的状态进行描述,不参与判断的内容。其包括三种形式:或然判断(逻辑上成为可能,但毫无实在的判断)、实然判断(逻辑上成为可能,且具有现实内容的判断)、必然判断(逻辑上成为必然,且实际中也必然如此的判断)。在这里,“现实”是人们认识机能进行实然判断时,所采用的一个先验范畴形式,它与经验的(感觉的)质料密切关联。
  此时,“现实”不再如同近代哲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感知层面的后天经验存在。“现实”有了超越感知之上的先验内涵,有了鲜明提升。这不仅要归功于哲人艰辛的努力和探求,也要归功于理性觉醒的勇敢与魄力。“现实”与此前相比虽有超越,可仍然没有摆脱与经验世界相关联的命运,只是关联的方式由后天转为先天,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动的关照、拿捏经验世界,形成“先验”知识,而关于对象本身的追问,却只能静默于幽深的“物自体”界。

打洛江:思辨的“现实”
  先验哲学仍旧无法通达事物本身。德国另一位哲人黑格尔认为,古老且顽固的知性思维,是康德哲学陷于险境的根本因由。知性思维喜好确切明晰的规定,擅长划定界限。其实,康德一开始就已经清晰划定可知可经验的“现象”界与不可知的“物自体”界,并指出真理只能存在于“现象”界,人类一旦越界探求,便会产生悖谬。黑格尔无法信服康德先验哲学的论断,若真理只是关于“现象”的真理,真理还将称之为真理吗?
  显然,知性思维难以洞悉真理,黑格尔果断的采用历史思维,来审视和认知世界。黑格尔认为,传统的知性思维往往将世界二分为意识世界和对象世界,妄图创造两个实体世界。但实际上,这两个实体都只是“绝对”或“神”这一实体的两种不同属性,是“绝对”或“神”这一实体在精神的历史中,通过思辨的方式,展开自身的两种不同样态而已,二者表面上二分,实则一体。黑格尔所理解的“现实”,也是绝对实体在精神历史中展现自身的一个阶段,是思辨的“现实”。
  知性思维开始于规定与界限,又终于此。历史思维与之不同,它起始便要求具有一种历史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胸,其后是知性思维的缜密与耐心,终了于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的敦实与气派。黑格尔通过精神历史的演绎,讲述了“现实”思辨内涵。
  黑格尔同样借用前人的逻辑范畴,指出精神在形成“现实”的最初阶段,称之为“可能性”。“可能性”很抽象、很大气,当我们提及一切都是“可能的”,同时也意味着一切有可能“不可能”。可见,“可能性”包含“不可能性”。当“可能性”渐次展开时,“不可能性”也一并展开。此刻,二者有了明显的差异和区分。展开了的“可能性”成为了“必然性”,展开了的“不可能性”却成为与“必然性”相差甚远的“偶然性”。但二者毕竟一个“母体”,差距越大,相互越加需要彼此,于是二者相互关联,“偶然性”成了“必然性”的条件,“必然性”成为“偶然性”的实质,相互关联的结果产生了“新兴的现实。”“新兴的现实”并非真正的“现实”,它还很盲目、懵懂,依附于外在力量,没有自身明确的目的指向。若它有了自我冲动,燃烧理性激情,设定本身目的,“新兴的现实”便生成为真正的“现实”。
打洛江:实践的“现实”
  黑格尔的历史思维赋予“现实”极大的活力,“现实”不再是死气沉沉的范畴,“现实”能够运动,具有目的。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实的第二层释义相近。可思辨的“现实”,再如何运动,也只是精神的附属,不同于实在。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抽象精神无法切中“现实”的实质,唯有从实践角度关照“现实”,方可参透其中内涵。
  马克思指出,此前哲人关于“现实”多有关注。一类以近代哲人为代表的唯物论者,一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论者。前者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现实”成为死板的“物”。后者虽懂得从能动方面阐释“现实”,展开“现实”历史内涵,但也只是抽象的展开。二者共同的缺陷在于,没有将“现实”理解为感性的活动,理解为实践。
  实践的“现实”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实在的物质条件,如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二是实践的历史活动,即人类为了实现超越性的自觉目的,在历史中显现以及确证自身的实践活动。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旨归。在此,马克思承袭黑格尔历史思维的逻辑程式,认为“现实”的内涵不能局限于它的既成和当下,“现实”并非仅仅一成不变的实在,它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对象主体化和主体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自身,不断由当下跃居非当下,止于自觉目的的实现。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不同于抽象观念,它具有扎实根基与实在内容,又不同于僵死的“物”,它能动的设定可实现的、超越自然的理想与目的。实践的“现实”,更好地丰富和弥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实”实在与活动的两方面内涵。
群山孤帜:真是体现和印证的同一,理自然就是体现和印证的严谨和完美无漏。所以,真理是永恒的 !
姚毓成:感性与理性问题一直是哲学家思考的重要命题,二者内在适度的张力是人的生命精神、智性、人文精神的基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秘密。哲学史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体现于感性与理性内在系统结构辩证的矛盾运动。可以说,感性与理性既是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又是构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历史上往往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忽视感性的作用,造成理性本身运动的内在矛盾,缺乏与感性保持内在适度的张力,从而导致理性的“理想化”、“唯一性”、“封闭性”、“逻辑性”和“不完善性”等多种局限。因此,对理性的超越便成为历代哲学家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理性超越的三条途径:第一,处理好“知识—逻辑—人”三者的动态关系;第二,在实践中使理性与感性达到融合。实践的过程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碰撞、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是理性与感性达到整合的过程,是人的各种潜能得到开发的过程;第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感性和理性都是片面性的存在,只有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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