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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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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语言,实践思维,实践智慧(资料篇9)  

2016-08-17 10:35:20|  分类: 探讨现代西方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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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实践智慧当伊索克拉底攻击柏拉图学园并争夺雅典教育的话语权之时,亚里士多德正在学园学习。此时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还没有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更多沿着柏拉图学园的传统进行学习研究,秉持着学园的思想风格。他对phronesis的使用也延续着柏拉图的理论路向,但他更注重phronesis的伦理意义。在学园期间,亚里士多德写过一封给当时塞浦路斯王塞米松的信,忠告他应该重视学习哲学,这封信在后来以残篇的形式被编辑,称为《劝勉篇》(Protrepticus,也译作《劝学篇》)。这种以自己的学说来影响政治的做法也是学园的传统,而且《劝勉篇》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柏拉图《欧绪德谟篇》中的思想。
针对伊索克拉底对学园派“哲学”的攻击,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详细地阐述了何以学园所教的哲学才是真正的智慧之学,而且强调,这种哲学绝不是无助于实践的理论空谈,而是那种真正能帮助人实现幸福的智慧。他区分了两种智慧,尽管它们使用了同一个名字( phronesis),但一种是为了活着(living),另一种是为了活得好(liv-ing well,kalos)和幸福 (living happily,eudai-monos)。这两种智慧在实践运用上的差别在于,前一种只关注解决具体的问题,也就是只关注理智运用的有效性,后者不仅关注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或效果,更关注生活的终极目的,以及整体的幸福,并且关注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达到正确的目的,也就是涉及实践智慧的规范性。所以,真正的实践智慧就不同于那种仅从经验中获得的聪明才智。这就凸显了进行抽象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并且这种研究绝不是与实践无关的。由此,亚里士多德开始辩护理论研究的可能性.以及实践智慧的整体和综合性,它本身的内在价值及其应用价值。
首先,尽管现象世界是流动的,但数学等有关事物本性的科学知识是存在的,是可以被人掌握的.而且是更加重要的。对方的批评是,像数学之类的理论对实践行动无所助益,与人的善无关,相反那些只讲理论的人在实践中反而不如不懂理论而只有经验的人更加有用。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事物的原因、始点和本原比结果更好,更值得掌握,因此探索本原的知识比那些实用知识更重要。而在关于灵魂的知识中,实践智慧(phronesis)是最高的。哲学就是智慧的获得和运用,智慧是最高的善。那些具有真理确定性的知识,尽管其产生的次序在后,但它能够很快促进技术的进步,所以,这些知识在本性和完美性上却在先。这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区分智慧与实践智慧,通过理论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与实践相关,因此也可视之为实践智慧。
其次,实践智慧具有最高的内在价值。思考(phronein)是灵魂之功能的最完善的体现,如同健康,人们选择它并不因为它所带来的后果,而就是因为它本身。实践智慧本身就是好的东西,好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而且,人的生命中唯有理智(nous)或实践智慧(phronesis)是不朽的、神圣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亚里士多德的确将phronesis等同于具有浓厚形而上意味的努斯,正如耶格尔(Werner Jaeger)所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柏拉图式的用法。
再者,实践智慧也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益处。在技术和政治中,人们都需要借助对事物本性(自然)的认识来行动,尤其是后者。只有哲学才是对事物本质的观察,其他技艺则是从二手乃至三手的复制品中获得的知识。哲学是思考整体善的科学,学习哲学就是提供实践智慧,而如果没有实践智慧这种德性,其他的好东西则无所谓好坏,因为只有实践智慧能够用来判断善恶。这种哲学知识尽管是思辨的,但它能用来规范人的全部行为,让我们获得全部的善。这里谈的是伦理反思在实践中的应用,主要是其规范性的作用。而且,按照实践智慧生活的人最为快乐,因为快乐就是潜能的实现,灵魂的完满活动就是思考,所以,那些慎思者(the phronimos.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进行着最快乐的活动的人。只有思辨活动能带来整体的幸福。这里还是在讲理论思辨活动。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对phronesis的阐述还是秉承了柏拉图的思想,没有区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更多的是将phronesis看做抽象的研究性理论知识,而不是经验性、操作性的应用性实践知识。但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明显是将这种理论知识的意义放在实践的目的中来思考的。关于实践智慧何以是“实践的”,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实践智慧作为伦理反思对实践行动的范导性作用;对事物本质的理论知识在技术中的应用;实践智慧作为思辨本身的内在价值。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辩护使人们看到理论知识的确并非一无所用,但他并未说明它们如何与对具体实践对象的感知相结合,因此,对于城邦的日常政治生活而言,比起诸如修辞术等操作性技艺,那些理论知识的确不能直接派上用场,不能直接应用到人们的公共言说与行动之中。正如耶格尔所言,即使作为最高理论范畴的“是”( Being)和最高实践范畴的“善”(Cood)可以在人的实践中结合,那也离人的具体行为非常遥远,那种最高的理论知识只能作为一种终极的路标出现在人的生存视野之中,而形而上学与具体行为的这种联系似乎过于遥远和松散,因此很难称得上是“实践的智慧”。
由于无法说明学园中的理论学习如何有效地应用到城邦的政治实践中,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作的辩护似乎驳不大能驳倒伊索克拉底对学园的攻击。同时,这篇对国王的劝勉书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也不得而知。有趣的是,伊索克拉底也曾对同一个国王写过两封类似的信。由于没有进一步的历史材料,无法判断究竟谁的劝勉更加有效,但从教育史上可以得知,伊索克拉底对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公民教育传统影响巨大。教育史家认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念不是始于亚里士多德,而是始于伊索克拉底.古罗马的普鲁塔克、西塞罗和昆体良都继承了伊索克拉底的教育理念,而西塞罗的《国家篇》和《法篇》尽管在标题上模仿了柏拉图,但实际上进行的却是伊索克拉底的尝试,以伊索克拉底的雄辩家取代了柏拉图的哲学王”。其实,伊索克拉底不但对后来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影响,而且他的实践智慧思想对亚里士多德也有影响。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伊索克拉底对学园的批评与亚里士多德后来的实践哲学有一定的默契之处.尤其是对实践智慧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批判地吸收了伊索克拉底关于实践、实践智慧以及修辞学的一些观念,将它们与他自己的柏拉图主义成分相结合,构成了其独特的实践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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