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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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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语言,实践思维,实践智慧(资料篇12)姚毓成整理  

2016-08-25 12:17:14|  分类: 探讨现代西方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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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学科划分和实践哲学的相对独立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将哲学(或科学研究)划分为不同的学科,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又有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诸学科大致可分为理论之学、实用之学和制作之学。其中,“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从事实用之学的人,总只在当前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上寻思,务以致其实用,于事物的究竟他们不予置意。”除了理论之学,在致力于“功用”的学科中,制作之学的原理在于制作者的理智、技术、或能力,而实践之学的原理在于实践者的有目的的选择活动,选择活动的表达就是实践行动的完成。可见,学科划分的依据是对象与目的,也就是人们活动所涉及的不同对象,以及研究的最终目标:理论沉思的对象是不变的,必然的事物或事物的本性,是为了知而知;实用知识的对象是实践与制作,针对的是因自身努力而改变的事物,其目的是人类的善,也就是对生活的功用或好处。实用知识中的实践之学与制作之学,区分的焦点在于,实践行动以其自身的好为目的,也就是,做出好的行为本身就是实践的目的,而制作的目的只在于生产出一个外在于行为者的事物,当然,实践活动也并非没有外在产物,只是说它的根本目的,即其活动的完善不在于此,好的结果只是好的行动的副产品。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人的活动层次的划分,已经预示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划分。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多次谈到 ,如果没有用来分辨善恶的智慧引导,那些所谓的“好东西”就无善恶可言,它们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人类的好。也就是说,制作技艺的成果,必须要有更高的知识的引导,在合适的地方、时间、按照正确的方式来使用它们,才能够满足人类的善的需求。他们也或隐或显地谈及,这种更高的实用学问,就是对政治和伦理的探究。这个路向是古希腊实践哲学的主流,亚里士多德当然也不例外。他谈到,主导性技艺总是高于从属性技艺,而政治学(政治的技艺,关于城邦的学问)是最高的主导性技艺,它规定了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什么程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研究的是属于城邦的总体的善,而伦理学研究的是属于城邦成员的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都直接关系到人类生活的“最高善”的问题 (《尼各马可伦理学》)。如果说按照典型的目的论原则,人的一切技艺、研究、实践及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那么,制作之善显然不是“最高善”,而只有实践学科,也就是研究城邦伦理和政治活动的科学才关系最高的善,因为最高的善就是其他低等级善的目的所在,而在人的活动中,人自身才是那个最高的目的。所以,研究人及其不以外物为目的的交往活动的科学,而非研究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科学,才是更高级的科学。这就是实践之学(episteme praktikai),我们通常称之为“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 
亚里士多德那里,既然政治学是研究人的最高善的最权威的学科,而第一哲学是研究不可动变的最高科属的最高学术(《形面上学》)。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最高的学问呢?实际上,这两问学问是有范围限定的;政治学,顾名思义,也就是关于城邦的学问,是关于城邦中生活的公民的最高学问,因此,在城邦生活的范围内,政治学是最高的主导性学科;而哲学,是寻求智慧的学问,以事物自在的真理为对象,它不受人类生活的限制,它甚至还涉及超出人类的神圣事物----天体,因此,理论哲学是最高的智慧之学,这种智慧当然不以城邦为限。可见,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将哲学家的理论沉思与城邦生活区分了开来,似乎存在着一种与城邦生活无关的理论探究,尽管这类研究者也不得不生活在城邦中。这一区分很明显超出了柏拉图的视界。在柏拉图那里,尽管哲学家与公民生活有所区别,他们可能并不直接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高尔吉亚篇》《泰阿泰德篇》),但他始终认为,他的那些形而上学的或宇宙论的研究,最终是为了城邦的善服务的,而城邦及其公民的美好生活,在根本上是离不来这些研究的。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的研究生活,应该是内在于城邦生活的,而且能够为城邦生活提供最高的指导原则,因此并不存在两种最高学术研究,而只有一种最高的,那就是哲学研究。而亚里士多德的革新之处则在于,他认为,哲学家的理论研究并不能为城邦公民生活提供任何指导,所以是外在于城邦的,那些研究只能服务于哲学家自已幸福,而与众多公民无关。这一分野是决定性的。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实践智慧从理论智慧之中独立而出,前者是城邦公民的生活智慧,后者是哲学家研究所追求的智慧;同时,作为实践学科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也不再作为理论学科的附庸,不再是普遍性的理论探讨在人类事务上的应用,而具有了它独特的方法和对象。而且,只有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实践学科从理论科学和制作学科中独立和分化出来,实践智慧才能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理智德性而加以研究。所以,实践智慧成为一个单独的学术概念获得了它确定的内涵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里士 多德的学术学科意识。
尽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人的活动对象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进行了三分,但有一个问题在学者们中间一直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学科与理论学科究竟有没有关系呢?作为最高学术的形而上学是否对伦理学研究有一定的基础性影响呢, ?以及,作为实践理智德性的实践智慧,是否不必受到理论智慧的影响?其中,关于实践学科与理论学科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实践学科完全独立于学,理论探究,那就意味着,实践学科的学习者,也就是那些意图获得实践智慧的人,根本不必学习其他理论科学,比如形而上学、物理学、数学,等等,他们所要学的就只是伦理政治和修辞等实用性学问,这岂不是回到伊索克拉底那里了吗?如果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一定会认为,伊索克拉底培养的才是真正的拥有实践智慧的人,而柏拉图学园中只是培养探求理论智慧的哲学家,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而相安无事。这样看上去亚里士多德就是柏拉图与伊索克拉底的综合。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善的理念”的批评中,可以看到 ,亚里士多德的确是将柏拉图的理念论式形而上学排除出伦理学之外,他的实践哲学只考虑可实践的人的善,这是实践智慧发挥作用的目标所在,而那超出人类活动领域的抽象的善或超越性的善的理念,由于不能作为实践活动的对象而只能是理论沉思的对象。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排斥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是否也排斥自己的形而上学呢?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第一原理,即人类的最高善在于幸福,必须有一定的形而上学以及灵魂学的支撑,否则难以作为第一原理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来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尽管不像极端的柏拉图主义那样,认为实践学科只是理论学科的应用,但也并非完全独立,至少在第一原理的获得上需要依靠形而上学的讨论。这一削弱实践学科独立性的解释自然引起学者的争论,他们坚持认为伦理学原理的获得,只须辩证地探究那些大多数或少数精英所坚持的意见即可,如果诉诸形而上学则画蛇添足。一个拥有实践智慧的人可以通过辩证法的探究来确立时也在不断地丰富和确证实践的原理。他无须先验地确立某些外在于自身实践经验的原则、然后运用到 具体的实践中。所发,实践智慧所遵循的原理可以始终独立于其他的理论科学研究。但是,对于实践学科自身,也有一些普遍性的原理需要理性的反思、证明和推论、它们构成了实践哲学的理论部分。由于实践智慧把握的是对人的总体生活的善,而“总体”本身却不是可以直观的具体的东西,因此也需要理智的反思和探究,这种反思的限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践学科与理论学科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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