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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语言,实践思维,实践智慧(14)与网友议论3  

2016-10-31 22:50:59|  分类: 探讨现代西方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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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当代解读----吴友军
   摘要: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和“意识”的抽象化倾向,提出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其二,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通过第一个方面即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葛兰西提出了其市民社会理论;通过第二个方面即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葛兰西得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并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结论。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发展史上,起到了上承卢卡奇、柯尔施的反思,下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重要作用。葛兰西反思并批判了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居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夺取文化领导权两个转向。这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过渡和转向,是葛兰西超越卢卡奇、柯尔施从当时革命的具体条件与决策等方面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挫败的主要原因即革命意识和革命理论的缺失,进一步深入到作为这一主要原因即革命意识和革命理论缺失的根源的思考结果。葛兰西认为,革命意识和革命理论缺失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在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因此,在现代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是同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同时,革命的主体承载者也由传统的无产阶级转变为担负反思批判功能的知识分子。 
   
  一、“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修正和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倡导 
   
  葛兰西认为, 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两种趋向,这两种趋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修正和歪曲。 
  其一,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唯物主义趋向。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被列宁称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阐述,1908年出版后,其阐述一直被奉为国际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解释。葛兰西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修正,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这种唯物主义的“正统”性只能“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去”①这种“正统”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个要素:一个是哲学要素,就是形而上学的或机械庸俗的唯物主义要素;另一个是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加以构造,以最粗俗的实证主义实验的社会历史理论要素。庸俗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直接相联,庸俗唯物主义的表达和展示方式一般都是实证主义式的体系。庸俗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曲解成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的教条体系。在其中,浅薄的“物质”始终居于基础地位,仿佛越是回到“物质”客体,人们就必定越加“正统”。为了克服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广泛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和宗教先验主义,“正统”唯物主义使用了最粗俗和最平庸的唯物主义。而很显然,这种旧唯物主义不可能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对手,马克思主义超越并取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变革实质被完全丢弃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歪曲。 
  其二,与“正统”唯物主义神化“物质”实体相反,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趋向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同康德主义以及其他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联合。如伯恩施坦、麦.阿德勒将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结合起来,主张回到康德主义去;奥托.鲍威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托马斯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德.曼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柏格森主义、实用主义等结合的各种主张和尝试等等。这种倾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正统”唯物主义倾向的不满。庸俗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的“正统”唯物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往往最后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考茨基就是一位“正统”的经济决定论者,他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要经济发生危机,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作用完全受经济决定,成为经济的外在消极表现。而随着在西方社会中经济活动与交往活动以新的形式发生作用,伯恩施坦等认为必须对经济决定论这一僵死的脚手架展开批判②。“回到康德去”就是其反拨性的口号。在阐述托拉斯和信用制度等组织化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影响的前提下,伯恩施坦等将组织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③,强调在经济结构层面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同时,实现政治上的过渡即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从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些或明或暗地与若干唯心主义思潮相融汇的趋向,主要是由一些“纯粹的”知识分子所发动的,他们一般有别于明显献身于实践活动、同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正统”唯物主义派知识分子,因此更易于从另一个角度对“正统”唯物主义忽视意识能动作用的做法提出中肯的批评。但是,他们往往是从纯粹“意识”出发,致力于先验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定,牺牲掉社会历史实践的要素,在“先验”领域中寻找思辩的价值和政治选择的“纯粹”理由,限于纯智识集团领域。 
  对于以上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占主流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趋向,葛兰西不禁慨叹,已经处于历史的一个较为发达的时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所明确批判过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立场,却依然如故地重复和再现着。这其中的症结就在于对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忽略。因此,葛兰西倡导“实践哲学”,通过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和超越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社会历史实践本性,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义,纠偏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歪曲,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二、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内涵与市民社会文化革命理论 
   
  概括地说,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和“意识”的抽象化倾向,提出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其二,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通过第一个方面即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葛兰西提出了其市民社会理论;通过第二个方面即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葛兰西得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并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结论。 
  其一,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所谓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就是回复到从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视角,用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的视域化解掉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基点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基点。葛兰西认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所以是十足的形而上学,就在于社会历史视域的脱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这些传统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性实践变革,首先确立的就是世界和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视域。“物质”和“意识”本身都不应该成为抽象的主题,成为主题的应该是把它们看作社会的关系和历史的范畴,并在社会历史中将它们把握起来。 
  基于此,葛兰西主张,对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唯物主义理论及其经济决定论,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倾向理论,而必须回复到社会历史视域中,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去把握。 
  在回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视域中,葛兰西发现了西方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重大差别,从而提出了他著名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但是,在葛兰西这里,“市民社会”被赋予的却是“上层建筑”的内涵。“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④ 可见,“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是区别于“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划归于政治上层建筑,“市民社会”属于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如果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线性决定逻辑,作为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应该是一个基本上处于被决定和被支配位置的“附件”,但是,葛兰西却在承认经济的基础地位的同时,提出了作为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之于西方社会以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和深层核心地位。 
 葛兰西分析了俄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在俄国,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这主要是由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民主政治缺乏,在这种市民社会不发达的情况下,国家就是一切,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显得高度强化。因此,用暴力从正面推翻专制统治,夺取国家政权,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侧重的就是政治领导权的夺取。而在西方则不同,基于西方经济文化的发达,民主政治的先进和普及,市民社会在西方已经相当开化和成熟,市民社会作为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已经由对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和附属,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内在支柱。市民社会在西方社会中通过风俗的演化,思想文化行为方式的确立和约定俗成,以及道德风尚化等产生支撑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之基的作用。因而,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总体统治”。一方面,资产阶级不仅依靠“国家”强制力维持统治,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依靠“市民社会”推行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而获得稳定坚实的合法性民众支持。市民社会是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中背后的强大的堡垒和工事,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霸权是国家强权的真正支撑,而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因此,暴力革命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只是适于短暂“复辟”的应急行为,并不能产生长期的根本作用,更不适于建立新的先进国家和社会结构。无产阶级要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夺取政治领导权,就必须从夺取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霸权开始,夺取文化领导权是取得政治领导权的必备前提。 
  从中我们也不难推论出,葛兰西沿用经典马克思理论中的“市民社会”概念指称其上层建筑内涵的用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不可能不清楚“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内涵及表述,但是葛兰西却赋予“市民社会”以上层建筑的内涵和意义,他没有选择其他称谓,而仍旧袭用“市民社会”这一称谓,这只能说明葛兰西认识到“市民社会”的内涵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作为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相当成熟突显,并深深地内化于西方社会的深层思想文化之中,积淀为能够产生强大客观效应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背景文化,市民社会已从经济交往形式内化为西方社会的大众意识文化形态。因而,“市民社会”的内涵从作为交往形式的经济基础意义转为作为支撑国家政权的文化霸权的思想文化上层建筑意义。“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不是由‘所有的物质关系’而是由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关系组成;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生活’,而是整个精神的和智力生活的综合体。”⑤ 这个文化综合体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和线性决定关系的理解,也被葛兰西打破了,在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中,出现的是一个社会历史各方面和要素交互作用、辩证互动的图景。 
  其二,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回复到社会历史视域,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真实发生。作为视域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状况本身也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和结果,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仅仅是一个起点。如果将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作为终点,那么这种回复了的社会历史关系及要素就会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消极背景和制约因素。葛兰西也就是在这个思路和意义上,确立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性活动本性,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决定论为主的消极宿命论的教条化倾向,主张在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积极的文化意识批判。 
  葛兰西首先确立了对人即能动创造性活动的过程的理解。这种活动过程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的能动性,是指人在社会历史中,将处于其中的社会历史关系看成是能动的并处于运动中的,即看成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对象和条件,依据人的意识(包含着希望、仰慕等等),自觉地和批判地确立自己的世界观,拒绝消极和懒惰地接受,成为自己的向导,积极参加世界历史创造的活动过程。葛兰西所意指的是具有真正的社会历史自主性的人的能动创造性活动,其中主要的还是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意志”和“主动”,强调的其实还是对既有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状况的超越,只是这种“超越”不是纯粹层面上的,而是现实实践意义上的。这也是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自主权和能动性的基本根据。 
  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人们往往把经济基础看作“隐蔽的神”或与上层建筑的各种表象对照着的“本体”,从而将“经济”因素作为唯一的最后决定性因素。“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对经济危机的教条化依赖;二是教条化的“经济”阶级政党分析和组织方式。葛兰西批判经济决定论的教条消极革命方式,主张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创造性革命活动。国家政权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外围”,而作为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则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纵深“阵地”,对强大而深固的资本主义文化阵地展开“阵地战”,夺取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的首要创造性活动。葛兰西将经济革命和政治造反比作从正面前线出击的“运动战”,而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比作“阵地战”。即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在市民社会中步步为营,争夺地盘,一个一个地夺取思想文化阵地,实行各个击破的阵地战。 
  阵地战的中心任务就是对西方市民社会文化意识的质疑和批判,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增加了一个新的文化视点,而且转换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批判主题,引向波及和覆盖发达资本主义整个文化领域的文化批判理论。但是,葛兰西文化革命的主体承载者并非传统无产阶级,而是有机知识分子即具有批判意识和建构新世界观的少数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是以少数有机知识分子作为主体,对作为客体的无产阶级进行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和组织而实现的,形成的是社会历史主体—社会历史客体的建构模式,最后依托的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内在主体意识。 
  对于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文化批判内容,葛兰西并没有展开,确切地说,他所提供的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理论的一个广博的纲要”。如果按照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的主编佩里.安德森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的焦点是文化”⑥,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应该是肇始于葛兰西,因为,葛兰西开启了文化革命的转向,确定了这场革命的批判主题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继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则是在这一文化革命转向和文化批判主题上的全面展开。葛兰西实践哲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我们在新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阶段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真正恢复马克思哲学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变革的实质和路向,应该是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注释: 
  ①④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7页。 
  ②③ 《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18-219、172页。 
  ⑤ [意]诺伯特.巴比奥:《葛兰西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3年第2期。 
  ⑥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文贯中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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