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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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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语言,实践思维,实践智慧(16)与网友议论 14  

2017-04-13 20:52:57|  分类: 探讨现代西方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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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缘起、现状与未来》作者:吴彤论文
摘要:本文以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为例,追溯了科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的缘起、沉寂与现状,展示了科学实践哲学在当今的蓬勃发展以及各种研究的境况;提出了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不足与问题,指出:对这些不足如能够做出积极回应,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会有很好的前景。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  各种研究进路  现状  不足  未来发展
 
    科学实践哲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把欧陆解释学传统和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结合的科学哲学,其创始人是美国新生代科学哲学家劳斯(Rorse,J.,1987;1996;2002)。他的科学实践哲学批判了传统科学哲学把科学仅仅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理论优位观,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了一种新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科学观。
    国内最早对于劳斯工作的关注,从文献上看,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施雁飞,他当时在邱仁宗先生指导下,对于解释学的研究比较感兴趣。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科学解释学》(施雁飞,1991)里,他专门讨论了劳斯的科学实践解释学(第14章),其中依赖的劳斯工作是1987年的《知识与权力》。按照施雁飞在该书前言中所称,他是从1989年开始该书的写作的。在第14章所引述的文献中,除了劳斯的《知识与权力》以外,还包括哈金的《表象与介入》、富兰克林的《实验的忽视》、阿克曼的《材料、仪器和理论》、皮克林的《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谢蒂娜的《知识的制造》、海德格尔的《存在于时间》等等,表明作者那时已经注意到科学实践哲学、SSK、新实验主义的研究。然而,施雁飞的工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回头来看,那时国内对于科学实践哲学还没有了解,对于SSK还所知不多,更不知SSK与科学实践哲学的联系。此外,国内那时对于科学哲学的关注还主要集中在西方科学哲学各个流派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连续与断裂的脉络上,还顾不到更为细致的方面,加之国内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以分析为传统,因此更顾及不到欧陆的解释学特征的科学哲学。所以,国内自1991年施雁飞讨论了劳斯的工作以后,对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曾经有数年的沉寂。直到1998年起才又开始有了个别学者陆续向国内分别介绍劳斯思想和工作(刘郦)。
    新千年开始后,在浙江大学盛晓明的团队译介劳斯的《知识与权力》,并开展初步研究(曾晓强、盛晓明,2002)的同时,国内复旦大学以陈其荣为代表的团队和清华大学以吴彤为代表的团队也开始了对于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当然,早期的工作,主要关注的是这种科学实践哲学与传统科学哲学的重大差异,如知识地方性、权力的内在化、科学的文化特性,对于理论优位的批判,等等。很快,这些团队的工作开始殊途同归地会聚到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方面,研究并且开始细致化和结合本土知识状况展开。开始时,这些结合本土知识状况展开的研究还很难得到认可,后来大家意识到科学实践哲学的重要性后,这些工作和研究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国内开始有多个地方和个人开始了类似研究(如山西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也有了对于劳斯思想的关注研究(殷杰、祁大为,2007),内蒙古大学也有了零星的工作(任玉凤,2007;王冰,2008)),也有人从研究SSK(如皮克林的工作,以及SSK关于实验室的研究)开始关注到科学实践哲学(如南京大学蔡仲,苏州大学邢冬梅)。 所有这些研究汇聚成流,不仅推动了科学实践哲学在国内的研究,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杂多进路。如浙江大学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译介到科学实践哲学的文化研究进路以及认知进路;清华大学对于科学实践哲学本身全面系统的研究进路以及地方性知识研究进路,就是两个比较突出的进路。
    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对于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有多个重要意义:
第一,科学实践哲学提倡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解释和说明,这对于长期以来传统科学哲学有重要的批判作用,是一剂清新剂,改变了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和低迷境况。对于科学实践的重新认识和研究,一改人们把科学看作为仅仅是知识陈述体系,是理论之网的认识,使得人们重新重视实践在科学研究中的卓越作用和基础性地位。使得人们在研究科学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对于科学实践(种类、范围和内涵)、科学理论(模型、表征和标准化)的新认识,形成了对科学的新认识——活动的科学观,实践的科学观和文化的科学观。此方面的成果不少,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南京大学、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有此方面的成果问世(盛晓明,2000;盛晓明、邱慧,2000;邱慧,2002;曾晓强、盛晓明,2002;吴彤,2005,2006a,2006b,2007a,2007b,蒋劲松,2006;李正风,2006;周丽昀,2007;孟强,2008;邢冬梅、蔡仲,2007;邢冬梅,2009b;何华青、吴彤,2008;蔡仲,2009),其中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与学位论文选题(周丽昀,2004;孟强,2006;李静静,2006;于金龙,2007;郑金连. 2007;田小飞,2008;吴志远,2008;何华青,2009;蒙本曼,2009)。形成了对于科学实践哲学、新实验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本身(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和本土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进路(清华大学)、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和认知研究进路(浙江大学盛晓明等,南京大学蔡仲、苏州大学邢冬梅等),等等。
    第二,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这个观点打破了科学知识普遍性的神话。对于知识地方性本性的研究,使得我们建立起这样的认识:不仅非西方民族的关于自然的研究和认识是地方性知识,即便是西方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标准科学,其本性也是地方性的。我们沿着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进路,扩展到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如卡特赖特的观点),论证了现代科学存在的地方性条件(CP条件,即其他情况均同条件),认识到西方科学之所以成功,是把数理科学与实验科学结合的结果。我们也结合SSK关于实验室的研究,特别是结合了新实验主义科学哲学(Hacking, I., 1983;Radder,2003),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卡特赖特,2006)的研究,发现了实验室是实现CP条件的最佳场所(吴彤,2009b)。这里可以借用拉图尔的话:“当人们说知识‘普遍为真’时,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知识就像铁路,……里程有限。说火车头可以在狭窄而造价高昂的铁轨之外运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魔法师却力图用‘普遍规律’迷惑我们,他们说,这些规律哪怕是在没有铁路网的灰色地带也是有效的”(见:西斯蒙多,2007,第209页)。此外,我们比较了两种(人类学的和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观,指出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还没有涉及知识的本性研究,而科学实践哲学则讨论了知识的本性问题,为此进一步澄清和扩展了地方性知识及其认识(吴彤,2007)。
    第三,知识地方性本性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本土知识的科学哲学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或本土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李静静,2006;蒙本曼,2009,吴彤,2006)。我们讨论了中医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和复杂性特点(马晓彤,2006;吴彤、张姝艳,2008),讨论了古代中国的风水知识及其实践特征(李静静、吴彤,2005;李静静,2006),讨论了民族植物学特别是蒙古族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意义(吴彤,2006c;吴彤,2008),为中国本土的各种人类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科学实践哲学的说明与解释。
    第四,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所讨论的科学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概念的关系,不仅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关系的研究,还可以回溯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实践观上,这里包括对于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马克思实践概念、SSK实践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吴彤,2009a;蔡仲,2009)。这其中也包括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政治学研究(刘郦,1998,2002,2003)。通过把伦理维度、政治维度或权力维度的内在化,使得科学实践不仅具有为真的特征,也具有应该为善的维度,这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生活实践,对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具有特别意义。
    第五,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国内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于金龙,2007;徐竹、吴彤,2008)。这个方面主要是指出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性的问题,对规范性研究按照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做了比较细致的分类(于金龙、吴彤,2007),提出了科学实践的自然过程与境况的互动形成规范,以诉诸后验的历史性规范作为实践境况规范性的根本内容来解决规范性与实践因果性的问题。
从中国大陆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现状看,以上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我认为主要有:
    (a)对于科学前沿的科学实践结合性研究不足,尚缺少真正深入到实验室和其他形式的科学实践中的深入研究;此方面应该下大力气,花大功夫。对于实验室仪器设备工具的科学哲学分析和科学活动的微观分析与方法论结合的不够深入,甚至还未真正展开。此方面也应该与新实验主义的研究密切结合。我认为科学实践哲学、新实验主义科学哲学、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与科学实验案例研究的结合研究,将是一个新的资源富矿,可以很好地推动研究深入。此方面也可与工程技术哲学研究有所结合。目前,我们正在借用清华大学理工科的背景,借用指导理工科博士生的哲学论文的境况,间接地了解和介入科学研究的前沿,介入实验室研究,密切结合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研究的实践,进行科学实践哲学的深入研究(卢达溶等,2009)。
    (b)与心智哲学研究结合不足,心智哲学关于心灵的延展、身体的作用和意义都有新的进展(刘晓力,2005,2010;郁峰,2009),心智哲学是从人的内在心灵出发,考虑主体与外部介入的实践如何关联以及如何影响外部和心灵认知的,尽管到现在心智哲学框架仍然在表征主义的范畴内,但是已经有一些触角深入到了科学实践之中,而科学实践哲学是从实践者介入的实践境况即介入的外部出发讨论实践境况对于认识的影响的。如若科学实践哲学和心灵哲学在实践基础上能够有所结合,此种结合的研究就会更加全面,也会产生更好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科学实践哲学应该有一进路,即认知科学的科学实践哲学进路,然而,这一进路在严格意义上,迄今仍然没有展开。
    (c)与现象学科学哲学的研究的结合也是科学实践哲学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进路之一,这个方面还没有开始进行研究。与现象学的结合会对解释学的资源有很好的调动和理解,借助现象学可以对于意向性的对象关系,科学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和阐释。这个方面的研究也会反过来推动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现象学的技术哲学的研究。
    (d)与政治学结合也是科学实践哲学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进路,这个方面研究仍然非常不足。除刘郦的政治学研究外,中国的科学哲学界缺少对于科学的政治学维度的研究。另外,结合本土情况对于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格外有意义。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就是政治权力与学术高度结合的国度,这种结合除了福柯、劳斯意义的政治学外,更多地具有权术(微观)、组织权力(宏观)等特性,如何把科学实践哲学的政治学维度研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合理阐释微观的福柯、劳斯意义的学术与权力关系,以及中国的微观权术与学术、宏观组织权力与学术研究关系,对于学术与权力结合的合理性、合法性与非理性、非法性的研究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方面做的非常不足。
    科学实践哲学以实践为基础,有很好的前景,只要我们认真结合当代和历史上的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就能够有效推进科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的研究。
    以上综述和未来发展的认识,是个人在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点浅见。供学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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