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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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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哲学----姚毓成整理(5)  

2017-05-08 11:30:01|  分类: 探讨现代西方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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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达默尔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
  对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实践哲学的批判与继承
  亚里士多德在理论与技艺之外,为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领域划分了一块专门的领域,这便是实践哲学的领域,实践哲学同人类的基本存在是一致的,它涉及到最广泛最普遍的人类生活。哲学解释学不是纯粹的理论也不是纯粹的技艺,他在本质上更接近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理解”也不是一个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理解”的普遍性在于它渗透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伽达默尔对他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用一段话作了明确的解释:“我将解释学描绘为一种哲学学说,而没有把它当成一种新的解释或说明程序。从根本上讲,它只能做出这样的描绘,即在怎样的情况下,一种解释才是令人成功的、令人信服的。它完全不是一种有关技术技能的学说,也不会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进行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它的这种特点,由是,我们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理解中,那些未得到承认的预期始终在起着作用。其实,即使能力许可,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上述事实总能为我们带来一种经过拓宽和深化的自我理解。但是同时还意味着,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
  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哲学最大的贡献便是从理论与技艺的领域之外为实践哲学开辟了地盘。但是伽达默尔并不赞同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实践与技艺关系的看法,理论并不是先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不是对立的,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伽达默尔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同时,伽达默尔认为很多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解释存在着某种误解,即认为亚里士多德将理论、实践与技艺进行了分化。伽达默尔认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中还包含这三者统一的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哲学和科学研究最终都趋向于善,因而关于善的思考的理论便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实践行为与判断的指导作用,指出实践哲学对人类生存活动具有最根本的意义。
  中世纪的神学将理性的目的建立在对信仰、神谕、启示的合理性的反思上,而忽略了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人的行为指导变成了神的旨意,人不需要对自身行为进行思考,不需要承担行为准则的压力,因为一切有神为其指导,这样的人性是不自由的,“实践”概念在中世纪上去了其本身的意义。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对神学的批判潮流,号召让人自己决定自身的行为方式,近代科学正是在这之后得到飞速发展,但却逐渐在科技的“无所不能”的力量下丧失了本身的目的,人们的信仰从神转移到科技的力量上。实践理性被自然科学认识论下的方法取代,实践变为仅仅是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伽达默尔认为科学时代造成了实践概念的消解,用技术概念取代了实践概念。
  康德正是看到了这一近代以来所导致的深刻的问题,意识到哲学被科学化了,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与作用。康德试图通过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进行区分,重新建立实践理性的重要作用,以此来扞卫哲学的地位。康得将理论理性归结为在知性范畴内面对经验的运动,人的实践行为所处的范围超出了知性范畴,指导人的实践的应该是信念方式的实践理性的反思。他尤其突出道德的形而上学,将道德领域从科学的理性中解放出来,试图建立以道德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实践哲学,自由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不过康德的实践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的基于理性自律的道德形而上学,它不需要具体的经验活动自身为内容,而纯粹来自理性自身的反思。康德的实践哲学是对近代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独断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对古希腊实践哲学传统的恢复与发展,他从传统的西方哲学中将实践哲学重新划分出来,继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都开始注重对实践哲学的关注与研究。包括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等等伟大的哲学家,都将实践哲学作为其自身哲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康德的实践哲学对之后的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对其的批判还是继承,无论是科学主义哲学还是人本主义哲学,基本上都受到康德的影响。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也是主要受到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影响。他看到近代实践哲学的困境,提出复兴实践哲学的必要性。伽达默尔继承了康德试图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这两种平行的哲学范畴统一起来的思想,只不过伽达默尔并不认这两种哲学的关系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即理论先于实践,也不赞同康德在实践理性占优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伽达默尔认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应该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与目的,理论必须站在人的生存的基础之上,必须运用到人的实践活动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本身就是实践。另外,伽达默尔也注重康德所提出的自由概念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让人们对世界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强,但这并不代表人的自由的指数在增强,恰恰相反,自然科学对人类的统治越来越强大,反而越来越威胁到人的自由的本质。强调实践哲学的自由的特征,正是康德哲学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康德的自由概念是从一种纯粹的先验论出发,而反对将人类的生活的经验带入这种实践理性的反思。伽达默尔却认为实践哲学目的在于为了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下对自身的行为作出更靠近真理的判断,使人的行为更趋近于“善”的理念。总之,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体论的转向,在此之后又进一步探讨理解对人的生存行为的意义,试图将理论的解释学与实践的解释学进行统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划分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与模式的来源,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把康德实践哲学中的理想性、人的自由与善的终极规范贯彻到人的日常的生活与交往的行为中去。伽达默尔的实践概念相比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此外,属于实践的还有政治以及包括在整治中的立法。”
  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的概念是胡塞尔晚期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足以改变近代哲学的整个的发展方向。胡塞尔早期的现象学思想试图建立严格的科学基础,试图建立不带任何偏见、前提的绝对明证性的真理,他的哲学的目的就是某种严格的必然性与普遍性的真理。晚期的胡塞尔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错误,认为没有任何前提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任何科学的前提都存在于人与对象的原始的关系中,即人的“生活世界”中。胡塞尔指出:“作为惟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与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②生活世界包括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一切人或事物,包括人存在的时间、空间、情感、思想等等一切实际的经验,这些经验共同构成了真理的活动领域。在伽达默尔看来,生活世界是“我们在其中作为存在的整体”,是一切哲学都不可能超越的前提,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领域。
  伽达默尔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就是从胡塞尔继承而来。伽达默尔对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非常欣赏,他指出,“胡塞尔后期着作中出现了’生活世界‘这一神秘的词……这个词被人们所接受并由此把一种已经不为人所知或遗忘的真理带进了语言。’生活世界‘这个词使人想起了存在于所有科学认识之前的前提。”
  实践哲学的范围或前提就是“生活世界”.近代的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充实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却忽略了实际上指导人类社会生活与行为的理性,这种理性绝不是运用严格的精确的科学方法指导的人活动的“科学的理性”,而是早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就被提出的“实践理性”.关于人的生活的活动的理性反思,它的普遍性与合法性必须在人类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实现。张能为在《理解的实践》中写道:“没有实践哲学做基础的生活世界是盲目的,也是危险的;而离开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则是空泛的,失去真正合法性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②解释学的普遍性正是在“生活世界”才能得以实现,“理解”本身不是纯粹的理论,更不是认识的工具,它是人的存在方式,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实现自身。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主旨便是以“理解”为核心考察历史的、有限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价值与意义,在此基础上确立生活世界的基础和意义,并对人类理想的存在和发展进行构想。
   “实践理性”的复兴与意义
  理性的力量在近代无疑是空前巨大的,但相比对理性力量的肯定与承认,伽达默尔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理性能施展其力量的条件是什么?在什么地方会出现这种力量?它是怎样产生的?”③显然,伽达默尔试图对理性本身进行反思。近代科学的发展,无疑是对理性力量的肯定,理性的统治显然必须具有普遍性,近代科学中,尤其是数学和逻辑学这些以纯理性为对象的科学中,那种严格的必然性的真理得到推崇。科学理性的特征就在于必须依托经验,人类生活从神学的宗教预言与神的指导下解放以后,理性成为了指导人类活动的终极力量,近代科学的发展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奇怪的是近代科学带给人的另外一种后果,即它取代神而对人类进行全新意义上的统治,这是一种相比中世纪神学更为隐蔽的统治。
  近代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包括人们的生存环境与条件的变化,甚至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也逐渐受到科学理性的引导。伽达默尔看到了这种理性统治下人类生活的问题,即理性指导自然科学的方式,被人们过度的使用并僭越其他的领域,美的领域、历史的领域以及语言的领域等整个精神科学的领域。“技术主义”与“官僚主义”正是这种理性力量下的产物。现代社会中,技术专家总是具有导向作用,这种引导被错误的运用便会成为压制个体理性的独裁行为,“官僚主义更是从头到尾贯穿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当中”①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制度都摆脱不了这种理性力量下的畸形的产物。这些生于理性又反而压制理性的产物,必须由哲学家去打破并重新确立理性的力量。我们倡导理性,却又反对理性,似乎人们在做一件自身矛盾的事情,伽达默尔认为这是理性本身的特征,理性就是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反思性意识和能力,理性的目的在于认清自己的界限,因此必须将人类世界由“科学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重新置入“实践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中,人类社会才能朝着更理想的方向发展。
  实践理性不同于科学理性,科学或者知识能够通过很好的教育而获得,实践理性却因为其本身的变化性,必须在习俗的培养下,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完善。它需要具体的经验,所以一个年轻人可以有很高的科学素养,却不一定拥有很好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并没有一个如科学的真理中要求的那样拥有不同层次的标准,实践理性体现在不同的境遇中的行为选择当中,不同的境遇下的问题总是有其特殊性的。
  因此需要整个人类形成团结的共同体,人和人之间相互理解、交流对话达成共同的意见,实践理性正是在这样的共同境遇中得到实现。实践理性是以具体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具体的经验而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因此任何具有“独裁”性质的原则,在实践理性的反思下总是行不通的。科学理性对人类的统治所导致的人类危机,必须由对实践理性的复兴来拯救。
  科学理性指导下的人类社会的总是试图朝着某个完善的目标进行运动,人类的社会条件、结构、组织和环境越是完善,科学理性的反思力量就越是弱化,社会的“合理化”掩盖了理性本身的力量。实践理性要求批判的力量重新展开,从而保持理性的生动与活力。科学理性必须经受实践理性批判反思的考验,并为实践服务。伽达默尔没有提出在实践理性下人类社会组织机构的具体形态的特征,因为那样无非又是陷入科学理性的漩涡,他这样描述了实践理性指导下的人类社会组织:“也许经过无数次的挫折、消除强权的尝试,那合理的事实压力将到处命令式的显示出它不可抗拒的要求,它在各处搞改革,从而削弱世界观、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权形式的对立,并最终实现一个再也不受干扰的、完善地管理着的世界的平衡状态。”
  因此究竟是有政府还是无政府,民主还是共和都不是实践理性反思的对象与产物,实践理性反思的力量总是针对独裁形式的强权,它强调理性力量的限度,提倡运动的和谐的人类生活的状态。因此建立在实践理性反思的基础上的人类生活世界,不会陷入僵死的理性统治的状态,而是永远朝着理想的社会进步,它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自身,发展自身。
  总之,实践理性的对象是作为全体的人类的生活世界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它不要求严格的精确的外在规范,重视在实践过程中的理性反思,提倡自我认识与协商,它的目的便是具有批判反思意义的自身从人类的行为的总体上达到对善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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