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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毓成的博客

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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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马湖作家群”与散文“白马湖派”之辩----兼议该流派风格特征的存在》朱惠民  

2017-06-10 14:03:00|  分类: 江南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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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马湖文学群体概念的表述中,目前主要有两种称谓,一谓“白马湖作家群”,二谓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关于“白马湖作家群”,台湾学者张堂锜做的解释最完整,这大抵是因为张氏的此段概括写于2010年。他说:所谓“白马湖作家群”指的是20年代初期,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生活过的一群作家文人,核心成员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叔琴、刘薰宇、匡互先以及校长经亨颐。另外还有一些曾到白马湖短暂访友或小住,与这群作家在当时往来密切的,如弘一大师、叶圣陶、俞平伯、刘大白等,可视为次要作家群。夏丏尊、匡互先、丰子恺等于1924年底离开春晖中学,1925年初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成立立达学会,并又在1926年成立的开明书店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研究者遂将立达时期与开明时期视为白马湖时期的延续、尾声。(1)在1991年做的《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文论里,朱惠民解释说,从散文的艺术特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生活经历以及时代、地域、社团,刊物诸多因素综合考察,二十年代中期,生活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一班先生所作的散文创作,确确实实已构成独具一格的以清淡为艺术风味的散文流派,我们姑且称它为“白马湖派”。它是以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为轴中心,团结一批志同道合者的自然形成。(2)两种表述以外,范泉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有过一则“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辞条,文约五百余字,提及核心作家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三人,指出他们“在教学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大多取材于身边琐事,语言朴素,格调清新。离开学校以后,他们继续从事散文创作,清新严谨、淡雅淳朴的风格更趋成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流派”。(3)白马湖文学研究学者唐惠华的文论《一个值得重视的新文学群体——论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研究现状和思考》,他的提法显然是呼应于范泉教授。(4)对于范氏的诠释,张堂锜教授评述说,“散文流派”与“作家群”被模糊的拼凑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有其便利性,但也显示出不得不然的尴尬与犹疑。(5)按依笔者之意,范泉教授所做的处理,即将作家群与散文流派合二为一,模糊处之,用“白马湖散文作家群”之辞条,以调和这两种说法(或曰表述法),倒是不失为一种方法。其理由是:任何一个流派都包含一个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中的所有作家,无一不是个性与共性的奇妙统一。一方面,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只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特别从单个作家全集视角加以考察之时。然另一方面,他们个人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中又下意识或有意识的潜在着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相近似的共同的东西。即共持的思想倾向、文化选择、创作主张与审美情趣乃至艺术风格的择漉式的积聚与升华式的集成。对于一个文学流派来说,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少了“一方面”作家的创作便违反的文学的不可逆性,淡化或泯灭了文学的个性和创作性;少了“另一方面”又会失却组成流派的基本构架和维系流派的美学纽带。故而,举凡一个文学流派,其作家群中所有作家的创作,都必然和必须要以各自的方式,殊途同归地实现在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上的个性与共性的结合与统一。即表现出统一的风格,或者说体现出“集体的文化形式”。因为文学流派即是文学思潮、作品风格和文学主张等近似或相同的一个集体的文学形式。“一群人进入到一个文化集体,就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集体的文化形式,他们在这种文化形式中的各种行为和言论都不会出现多大的悖离现象。”(6)换句话说,他们的创作是充满动态感的,始终是一个张扬艺术个性和默契艺术共性的美学流程。这个作家群体的形成,可以自觉的,也可以是非自觉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自觉的,是一种共同的文学思潮、传统基因、文化积淀、生活特质、时代精神、艺术形态和美学物体的综合效应中的艺术集萃。就以散文“白马湖派”研究为例,研究者在对其“集体文化形式”进行学术概括和总体的把握时,也会列出与这种概括相悖的现象来,说什么他们的散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概括其散文特征的比如“冲淡朴实、清新自然”之类只是一句浑话云云。正确解决的有效路径,即如朱寿桐教授所言,将他们每个人可能显现自己的文学个性,理解为“集体的文化形式”之外的斜出的旁枝。(7)这样散文“白马湖派“的独立存在和与之所做的学术概括便显豁而出了。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张堂锜的理解与处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他说:白马湖作家的散文共性来自他们长期的艺术涵养与实践的个性。他们彼此亲近、相仿的人格力量与熏染,使他们的个性特质‘大同小异’。体现在散文写作上,也就有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集体风貌,而形成白马湖作家群这一文学集团的艺术特征。(8)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流派个性和具体作家的艺术个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流派活动中,作家总是以其艺术个性来丰富和发展本流派的流派个性。所谓流派个性即就是该流派艺术上的独特性,即风格特征。对同一流派的作家来说,这是共同相通之点,对于其他流派却又是使该流派区别与其他流派的特殊之点,即流派个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流派内的每一位作家又具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流派个性绝不是该流派所有作家的艺术个性相加的总和,而是同一流派作家的艺术个性之间的相似性的交会和集中。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流派之所以能在当时形成流派或被后人“追认”为流派,必定有一个体现该流派创作倾向上的某个共性特点之“交会点”,在这“交会点”上,风格相似、审美情趣相近的作家们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并以这“交会点”为中心,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各自的流派个性。白马湖散文家之能形成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其由缘亦就在于此。退一步讲,诚如王嘉良教授所说,“它作为一个体现流派特质的独特作家群体,应该是没有疑问的。”(9)因为认定其流派的种种显著的学理依据则是客观存在的。王教授对于白马湖散文的艺术风格的分析(也即是对于白马湖流派的流派个性的分析)本身便证明散文“白马湖派”流派(个性)风貌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一议题,笔者也依然秉持在《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所做的阐述:散文之为情文,其创作上理所当然地重于作者感情世界的体验、性灵天地的反映,在抓住主观世界表现上,白马湖派散文作家似有共通之处,他们都精确把握三个关键——一是将自己内心世界的体验和表现,置于真实的天平上;二是在这种体验和表现中,不懈地去追求人格的完善;三是表达这种内心体验的语言形式上,力求美的升腾。——即捕捉心灵世界对真善美的感动和追寻。
    “求真”,此为白马湖派作家群所刻意追求的。他们以真挚的感情,写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求得逼真的艺术效果,以形成散文的率真的特色。朱自清散文,力求人情之“真”,他的《给亡妇》、《儿女》、《白采》等篇什,都出诸真情,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郑振铎襟怀坦白,与虚伪世故无缘,他写散文不隐匿,不虚冒。丰子恺为人真率坦诚,他的早期散文《渐》、《秋》等篇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无常”的慨叹,对人生的悲观。这些文章即是他的整个好真心灵的表露。夏丏尊特别强调:“应当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他的散文是他真心和真情的坦率流露。叶圣陶对朋友的感情坦率而诚挚,这种真情在散文中得以充分表现,《与佩弦》堪为代表作。他们几个人在创作散文时,都将自己内心世界的体验和表现,时刻置于真实的天平上,真挚地写出真情来。
    “求善”。白马湖派作家群坚持了散文创作的真挚性,这就可以很好地通向善的终极。此乃由于真挚的感情本身,包含着善的因素。他们执着生活,修炼人格,在散文中抒发一种乐善好真的情感,展示一种高尚的内心生活,思考人生怎样走向更为美好的精神境界。白马湖派散文家之美好人格,即是由于他们性格中有那种“善”的因素。
“求美”。丰子恺说:“圆满的人格好比一个鼎,真善美好比鼎的三足。真善为美的基础,美是真善的完成。真善生美,美生艺术。”(23)可见,由“三足”支撑起来的“人格”这个“鼎”是一种复合建构,三者缺一不可,合则鼎存,分则鼎亡。表现完美人格的散文的文格也是如此,“真”是文之灵魂,“善”是文之气脉,“美”则是“真善”的完成。此三者相济,便完满了散文的文格。白马湖散文求美之升腾,体现在它有一种相互而优美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流畅、纯朴和纯净的美质。语言的朴素美,源于感情的真和善。这群作家语言运作,求其与心迹的一致,求其用语的大众化和口语化,不造古怪的词语和句式,即使稍事雕饰,亦作“清雕饰”,让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文势度下娓娓流淌。在这朴素美共性的基点上,各人又力求自己语言风格的个性美:诸如朱自清之求清秀,夏丏尊之求平淡,丰子恺之求素淡,俞平伯之求冲淡,叶圣陶之求质朴,郑振铎之求清丽。(10)
其实,说散文流派也好,说“作家群”也罢,不过是称谓的不一,两种说法无需分高下,争“尊信”。如果要说高明的话,说他们是一个文化派别或文化族群倒是颇相宜的。因为深究起来白马湖同仁皆是“作家”的文化人。从这点出发,称之为“白马湖文派”则更为恰当。拙著《白马湖文派散论》便如是谓称之。然则,话又说回来,白马湖文学现象,最初获得的是一种散文流派的观照。当研究者将风格相类,追求相当甚至把地缘或人缘都较为相近的作家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时候,就自然会获得这样一种流派的观照——即散文“白马湖派”。1994年《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拙编,显露出这一群体研究最初的同时也是最有系统性的流派审观的努力。其立论的基础,当为白马湖散文的审视:即这派散文的共同特点是:率直真挚、朴素清淡、言近而旨远。用杨牧的经典概括就是“清澈通明,朴素无华,不做作娇揉,也不讳言伤感”。要是这派散文家在散文创作上未有统一的风格,未有共同的美学追求与风格特征,不去建立起基本论述结构者,那就无所谓“白马湖派”或曰“白马湖作家群”了。这是因为风格是流派形成的渠道,甚至是形成流派的决定因素,在流派形成的过程中艺术风格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作家如果未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艺术风格,尽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甚或有共同的组织形式,仍然不能构成文学流派。但也不能认为凡是有艺术风格都能形成文学流派。风格成于个人,流派建于集体。大凡属于统一流派的作家,必然在众多的独特风格中表形出大体一致的共同倾向,也就是说必须在风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上,即在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统一上独树一帜,才能形成流派。前贤唐弢就特别强调流派要以风格为基础,研究流派首先要从艺术方面来分析。鉴于此,对于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笔者不妨从艺术方面试作如是阐析:在现代散文研讨中,常有人把朱自清、俞平伯并称,这是有道理的。其所以并称,固有作品上合致的缘因,即同属于“我们社”,他俩“都是OM(我们)团体的同志,所以在OM(我们)团体所出的《我们的七月》及《我们的六月》里可以见到他俩的文章”。1933年问世的王哲甫撰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里即已如是说。丰子恺散文能于淡逸中见情理,他题材不见深奥,却能把琐屑一般的事物写得别有一番风致。难怪乎朱光潜说他“从纷纭世态中挑出人所亦熟知而却不注意的一鳞半爪,经过他的点染,便显出微妙隽永,令人一见不忘”。又,丰子恺其作风虽不能强说与俞平伯一路,但趣味则相似。所谓趣味即周作人之“隐逸风”及俞平伯“明末名士情调”,我们又不妨合此二者以日本夏目漱石的东方人“有余裕”、“非迫切人生”、“低徊趣味”来解释。——苏雪林30年代的这个分析,独具慧眼,颇有见地。丰子恺师承夏丏尊,师生俩只操散文一体,是最纯正的散文家。且两人所作均融通儒佛,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文字清幽玄妙,朴素真诚,不乏赤子之心,洵可谓“白马湖散文”的正宗之作。朱光潜十分推崇周作人,他对周作人散文“平淡自然”的风格评价很高。对周氏的《雨天的书》大加赞赏,说“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着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足见其对周氏作品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精细体味,几乎到了低徊不已的地步。朱氏自己也十分欣赏清淡与冲淡。他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朱光潜全集》卷八)一文中提及的静穆,其相对的概念即冲淡,冲淡不是平淡更非枯槁。冲淡犹如古潭,经千年冲涌而沉凝为一泓苍润,波澜不惊,却又静水流深。故冲淡又可被释为经冲涌而成的淡定与宁静。因此,冲淡与其说是孤立物,毋宁说是一个丰饶错综过程的终端状态。用朱氏的话说,就“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味,只剩下一味醇朴”。静穆亦然。朱文是就正于夏丏尊的,夏也十分欣赏静穆。无独有偶,丰子恺也素来崇仰陶渊明的静穆(冲淡)一路。“陶潜秀美恬淡的风格,在新一代作家中,已较少承继者,而丰子恺是个中能深得陶诗神髓的文学创作者”。(11)此可见“白马湖”散文家有着共同的审美情趣。朱光潜与朱自清都是文章家。他们俩在早期的白话散文创作中,走的同一条路。朱光潜写于春晖的《无言之美》,便是夏丏尊与朱自清鼓励下面世的,这种“散漫的论理文”,形制夹叙夹议,如万斛流泉,汩汩而出,而内容则极有份量。朱自清的《白马读书录》也属同一抒写体制。在内容结实与文章之美之间,他们的追求,实是向“一般写语体文的人们揭示一个极好的模范”。
由是窥见,白马湖派散文的直朴的品性、隽永的韵味、高洁的情致上还是有其共通的底色,趋同的风格。  其他且不说,即以白马湖散文家的“清趣”的美学追求而论,也可见他们的一致,“清”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并具体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是在魏晋之际,随着玄风的大盛,伴随着人物品藻的风气而产生。“清”的本意是纯净、寂静。从这个基本意出发,它可以进行多义组合。如《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对人物品藻,便有“清峙”、“清举”、“清虚”、“清朗”、“清疏”、“清远”等二十多个,而从当时以至后世,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它的组合就更多了,如“清淡” 、“冲淡”、“清妙”、“清工”、“清新”、“清绝”、“清利”、“清美”、“清约”、“清奇”、“清华”、“清绮”、“清丽”、“清蜿”等。现代作家郁达夫特别推崇散文的“清”。他说:“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他的细、清、真的三点。”他尤看重“清”,说:“细密的描写,若不慎加选择,巨细兼收,则清字就谈不上了。”⑿ 白马湖散文家对“清”这一审美趣味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虽然“清”这一范畴表现在他们创作的许多方面,但作为审美情趣的聚合上,其清淡之艺术风貌则是随处可见的。如语言之清新,白马湖散文的语言即如早春晨曦、晚秋山泉,给人以无限清新的感觉。此可以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解之旁证。
朱自清是这样开始春晖的一月的: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磨擦的骚音,给我多少清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地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杆,那变形的卐纹的栏杆;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杆哩。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么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条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读着这描述湖光山色的如此素净的句子,那清爽之气扑人眉睫,沾人衣襟。不加藻饰,清清淡淡,不正是“白马湖派”散文的艺术特质!
    夏丏尊和丰子恺“白马湖风格”的散文,似有着师承关系,师生俩为文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如文笔之洗炼,语言之简洁,韵味之深长隽永,文风之平实素朴,一句话,艺术风格的清淡,表明他们是同属一个散文流派的。诚然,即使是同派作家,他们各自也有其艺术个性的。丰子恺比较的达观,因而他的文笔潇洒,有多一点的趣味。丏师一生悲天悯人,他的文章看似超逸,实则更为深沉。即以那篇《猫》为例罢,他哪里是在写猫,不是通过这个小动物着重在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吗?他的代表作《白马湖之冬》,更可称一篇正宗的“白马湖风味”的散文。该文通篇扣住最能表现白马湖冬的情味的风着笔,写得诗情浓郁,而文风又是那样的清隽。正是由于这篇佳作,使得白马湖从此出了名,散文“白马湖派”也因此有了与其艺术特质相吻合的名称。
如上所述,“白马湖派”散文的艺术特质可概括为“清”与“淡”两字。这个“清”字,不啻是指语言文字之清秀、素净,而是连作者人格的高洁、思想的纯正、感情的诚挚都包含在里面的。完美的人格力量,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可以说是“白马湖派”散文“清淡”中“清”之内在因素。至于那个“淡”字,即为淡泊。人与自然接近,媒介就是淡泊,所谓“出乎自然”“不事雕饰”,自然本身是最平淡的,所以也是淡泊沟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接近就可在形而上的基础构建自己的意象世界。朱氏的《春晖的一月》中所说的“物我双忘”之境,表明他的散文创作常常在自然身上发现自己、寄托自己,也即在一种“静虚”之境“陶钧文思”,力求经过这一“静虚”气氛的过滤,使自己心理感受染上自然的静趣。这种醉景入情、融情于景的艺术手法,实非淡泊心境而不能为。写散文是朱氏人生的一种爱好,也是他淡泊心绪的释放。夏丏尊作人作文不尚浮华,而造平淡。他说:“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⒀平凡踏实,默然用命,构成他忧国忧民的人生。他从无官欲,不为名缰利索所缚。1912年一次普选中,为不愿当选计,竟将原字“勉旃”,改为“丏尊”,以期别人在选票上错写“丐”字而废票。丰子恺受着其师李叔同“背光”的照耀,以出世的态度做着入世的事业,作品与人品透视着他的淡逸的心境,因而他的画是素淡隽永的,他的文不求词藻的繁华,而是“寄至味于淡泊”。清淡中的“清”,其实含有“清高”之意,他们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当作身外事。只追求文字之底蕴,学术之真谛,甘于寂寞,在安心过淡泊、清逸之简单生活中,享受着人生的乐趣,保持自己的本性,故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至情至味的白马湖散文来。“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艺术与政治关系扣得过紧,而这三位散文作家走的基本上是平民的艺术家道路,坚持平民立场写作,提倡人生艺术化,他们作为文艺家的主体性也难能可贵地得到坚持和张扬,这内在心态不能不成了他们散文具有淡逸风格的重要因素。
   笔者以为,当今的白马湖的研究者似乎不必在称谓上作过多讨论,我们研究的主要精力似当放在其本质内涵的深掘上,没有必要去穷其外延,考辩其多种说法。诚如王晓初教授在《“白马湖文学”研究》的前言中所言,着重对“这一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或文学风格的内在文化精神、思想与艺术特征,特别是与同时期的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派”散文的比较,还有他们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发展演变、传承变迁(隔海蔓延)、作家谱系、当代流变,以及教育探索、文化与艺术创造等等诸多迷人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14)事实上,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方面笔者在《白马湖文派研究综述》(增订未刊稿)中曾有例举:如白马湖散文家对于初期白话(散)文之贡献的正确评价问题。“五四”文学革命是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起始的。白马湖散文家对此作过不凡的贡献。时下有李敖对朱自清等人的散文大加鄙薄,斥为幼稚做作。又有余斌以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做”的痕迹很重。也有前贤王瑶认为《温州的踪迹》等以漂亮、缜密见长的抒情写景的散文,尽了“对旧文学的示威”的作用,以至于有杨振声评论说,“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孰是孰非,似当加以研究,作出精准的评说。
    比如,丰子恺在春晖的艺术教育思想研究还无人问津,丰子恺的艺术教育研究者所据以的材料多为丰子恺在1927年后所作,如《童心的培养》、《儿童的大人化》、《西洋画的看法》、《废止艺术科》、《美与同情》以及1939年的《艺术教育》(广西宜山:浙江大学油印讲义)等,而对于丰子恺写于春晖时期的材料则很少关注。因而也缺乏对其作出系统的理论梳理与研讨。事实是,丰在春晖时期,对于艺术教育的论述已有自己的体系。笔者最近发掘的佚文《由艺术到生活》便可豹见其一斑。
     又如,对于白马湖闲适散文的研究,尚有深入之必要,似可据以直接写白马湖的名篇,诸如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白马湖》,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俞平伯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王世颖的《既望白马湖》、《黄昏泛舟》,弘一法师的《白马湖放生论》,陈望道的《从鸳鸯湖到白马湖》进行整合研究。白马湖的闲适散文所追求的是高雅的情趣,是“静虚”之境的“陶钧文思”,作家们力求经过这一“静虚”气氲的过滤,使自己心理感受自然的静趣,求得劳作后的养息,进而获取创作的感悟。“五四”新文学开创的中国闲适散文一脉,以周作人为领袖,三十年代林语堂跟紧,在四十年代则由梁实秋承继。而白马湖闲适散文实是周作人这脉的一条支流,它与“语丝”的闲适作南北呼应。
    复如,周作人之关怀、指导白马湖派同人刊《我们》,倡导原创真情实感风格的研究。举个例作解之旁证吧,《我们》主编朱自清在《我们的六月》上刊发了他的学生金溟若《我来自东》,周作人颇有异议,他认为该文读之令人不快,因完全系仿人之作,“我觉得凡仿都不佳,因即是假也”。他还说:“现在似乎有这一种倾向,以为仿李杜不可而仿适之、达夫则可,殊可笑。”从周作人的评论中,折射出他的文学批评标准,他赞赏表现真情实感的作品,厌恶一切虚假的摹仿之作。对于同刊在《我们的六月》上的顾颉刚的《不寐》和《信三通》,周作人则称赞备至,他说:“我觉得最妙者乃是颉刚之自述初恋的文章(指《不寐》),其信亦佳(指《信三通》)。”此因为写的全是作者原创的真情实感,不是一种作态,更不是一种摹仿。
再如,白马湖文派结集方式的研究,他们的“同志的集合”,显然不是党派或有形的社团,内部也没有富于宗派或团体意识的文件,纯粹是志同道合相凝聚。他们之间过往密切,交谊深厚,有关文本读来令人如沐春风。他们或定期例会,茶聚酒会;或相约碰头,三五夜话。叙别相迎送,华诞相庆贺。他们之间有和谐的切磋,激烈的争论。既相濡以沫,又相忘江湖。却很少有钩心斗角和落井下石之举。白马湖文派“同志的集合”,其主要价值似乎展示了这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特定人群—— 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群可敬可爱文化人。(15)
作为研究者,当以自视平凡之人,作心平气静的研究,力求公平地持论作为自勉。因为这种性情与学术风格与其研究对象白马湖作家其人其文有着内在的契合,是适合于严正的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周作人说得好:“文学家过于尊信于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貌似别派的异端……与文艺的本性实在是很相违背了。”(16)学术研究大概也是这样吧。
注释:
(1)(5)见张堂锜:《春晖白马湖,立达开明路——“白马湖作家群”命题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
(2)见朱惠民:《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载朱惠民著《白马湖文派散论》,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
(3)见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1993年版
(4)文见《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6)(7)引自朱寿桐著《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8)引自张堂锜著《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11月版
(9)引自王嘉良著《辉煌“浙军”的历史聚合——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整体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10)参见拙作《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载《九州学刊》1993年秋季卷
(11)引自石晓枫著《白马湖畔的辉光——丰子恺散文研究》,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月版
(12)引自郁达夫《清新的小品文字》。载《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陈子善、王自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3月第一版。
(13)引自夏丏尊《读书与瞑想》,文载《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
(14)引自王建华、王晓初主编《“白马湖文学”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15)详见朱惠民博客:《白马湖文化研究》
(16)见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转引自钱理群:《以平常心作平实之研究——读张铁荣《周作人平议》,文载张铁荣著《周作人平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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